第一章 大交易

　　专业工作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比较让人放心，因为它听起来十分熟悉，其实只是在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提高效率的升级版本。在这种模式下，来自于19世纪中期的工作方式将得以传承，只是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标准化、系统化。这样一来，旧的惯例得到了简化并且趋于合理。我们认为的第二种可能性就十分具有颠覆性了。它代表了一种变革，将专业人士的经验技能提供给社会的方式的变革。大量系统被开发出来，并且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先进，它们将通过各种形式，在许多原本属于专业人士的工作领域取代人类的专业人士。在不久的将来，这两种未来都将成为现实。但长期看来，第二种未来将成为主流，因为这样使我们找到更新颖、更好的方式来分享经验，专业人士不再成为必要人物。而这，也正是本书将要给出的结论。

　　首先，让我们先来盘点一下社会上现存的各种专业工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在这本书的开始先建立起讨论的基础——也就是专业工作的目的、共性、优点和缺点——随后再展开研究。我们先给如今的专业工作做个简单的速写。然后再用更系统的方法去说明哪些职业属于我们所讨论的专业工作的范畴，而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以及其中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希望回顾一下专业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大交易”体制，看看那些传统的安排如何赋予了专业人士特殊的地位，并且让他们垄断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再接着，我们反观各种为专业工作进行辩护的理论，引导出目前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根本问题。最后，我们号召大家一起用新思路看待未来，同时也总结了可能妨碍专业人士挣脱禁锢、畅想未来的众多偏见。

　　1.1 日常概念

　　让我们先从简单的入手，谈谈那些关于专业工作的非理论性的、日常的概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大多数人会认为专业工作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从业人士照顾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教育我们的后代，为我们提供精神指引、心灵启蒙、法律建议，管理我们的财富，协助我们经营业务，帮助我们完成纳税申报，设计我们的家，还为我们做了很多其他事。当我们为了某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专业建议时，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向相关的专业机构求助，由从业人士提供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刚刚提到的这些专业领域的业务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有些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比如2013年，美国人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总支出达到3万亿美金。这一金额高于第4名之后的。专业工作还为千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以英国为例，医疗保健和教育行业的从业人数超过了除零售业以外的任何其他行业。有些专业机构已经堪称巨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业务的年收入加在一起超过1200亿美金。这一数据意味着这4家企业的业务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经济规模排名第60名的国家的GDP。此外，某些专业工作在某些国家的重要程度要高于其他国家。继续以英国为例，其法律服务的产值是欧洲各国中最高的，超过了全欧洲法律业务产值的四分之一。

　　除了专业人士对社会的意义，以及这些行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以外，专业工作本身对很多从业者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谋生之计，更是一份钟爱的事业，成为一名专业人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许多有抱负的专业人士会把日常工作看成一种使命和召唤，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份差事。一些地方性的职业包括乡村兽医、乡村教师、乡村医生、本地律师，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人的首要目标和个人标签就是为身边的人提供帮助。当然，这份工作也通常能够为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尽管传统做法下，大多专业工作的报酬并不是全社会最高的。但这份工作意味着一种保障以及稳健的事业发展，这种特点使专业人士在提供服务时表现得更为沉稳，因此人们会感觉到他们把自己以及自己的问题交给了最可靠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信任专业人士，相信他们带着高尚的行为动机，视他们为诚实、廉洁、正直的化身。我们期望他们秉承善意行事，并且将接受他们帮助的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同时，我们明白，事情总会有例外的。因此，并非所有专业人士都是道德模范，其中一些也可能是不法分子。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专业人士大多是拥有良好信誉的。

　　我们对专业人士的依赖性，以及给予他们的尊重，不可避免地使从业者拥有了可观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父母通常会为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而骄傲。有一个笑话很具有代表性，海边有一位年长的母亲，她儿子正在水中挣扎，这位母亲如此大喊求救：“我儿子，他是一名医生，他快要淹死啦！”

　　这种社会地位和尊重似乎使得许多外部人士都努力希望自己也能被重新划分为专业机构人员。这种情形让很多原本享受着独家待遇的主流专业人士感到非常不快。甚至有一些人表现得十分势利，特别希望接受他们帮助的人都对他们表现得毕恭毕敬。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普遍的阶级问题——专业工作的从业人士高度集中地来自于相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并且有着类似的教育背景。例如在英国，75%的高级法官和43%的律师来自独立的或收费的学校（大约只有7%的学龄儿童享受到同类教育）；报纸的专栏作家中，几乎一半毕业于牛津或剑桥；2011年，被医学院招收的本科生之中，其中57%来自于最高级的3个社会经济群体，而仅有7%来自于最低的3个。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专业工作像是俱乐部，只向社会的某些特定群体开放。然而在俱乐部内部，会员继续被分为三六九等。比如说外科医生，似乎是精英会员阶层的一部分，而特许测量师——请原谅我们这么说——尽管也是经验老到的专业人士，却享受不到同等待遇。

　　即便那些无法被正式归类为专业工作的职业，相关从业人员为了跻身专业人士行列，也会绞尽脑汁声称他们所开展的工作是专业的，或者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专业的。很多从事手工劳作的人们，例如水管工和木匠，会用“专业”这样的字眼来为自己做宣传，对自己所交付的工作质量也做如是要求，以此来传达一种精通和可靠的感觉。

　　在体育界，曾一度将对专业的重视主要通过和业余选手的强烈对比体现出来。专业运动员有劳务报酬而业余选手没有。在有些运动项目里，特定时代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业余选手反而会被当作大家的超级标杆。在奥斯卡获奖影片《烈火战车》中，即将成为奥运冠军的哈罗德·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遭到了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谴责，认为他不应当“用专业运动员的态度”来训练短跑项目。他答复，“难道你希望我像个绅士那样训练，并且输掉比赛？”就此，院长回答，“的确，我认为你应该像个商人那样去比赛”。在商人的世界里，这些绅士认为如果无法在拥有一份日常工作的同时获得成功，那就是向专业性屈服，也就是承认自己不具备足够的才华。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高尔夫球手之一，鲍比·琼斯（Bobby Jones），与哈罗德·亚伯拉罕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坚决不愿意成为一名职业选手，却仍然赢得了世界上主要的比赛，包括业余和专业的赛事。值得一提的是，当他28岁决定从赛场上退役之后，他倒是选择走上了另一种专业道路——成了一名律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报酬上的差异引导人们形成了一种假设，也慢慢变成了现实——一方面，相对业余选手，专业运动员的表现要优异得多，毕竟专业运动员可以将他们除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花在训练上；另一方面，业余选手即使拥有特别宽容的雇主，也得把训练、练习和日常工作一起想办法塞进他们的日程表。

　　专业人士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如今每当遇到关键时刻，我们并不希望依靠爱好者或业余选手。对于专业工作的主流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变。尽管如此，人们对于专业人士也并不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他们服务的人们有着种种抱怨，这些专业人士通常都表现得高人一等，服务价格常常让人无法承受，愤世嫉俗者批评他们使用大量行话术语来故弄玄虚，保护自己的工作，这样就只有圈内人士才能从事相关工作。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对专业工作所拥有的日常概念。这些概念无处不在，不可或缺，带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并且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有时候也带着质疑的声音。通过文学、艺术、影视、戏剧、媒体、日常对话，这些刻板的印象被一步步加深固化。

　　从这点来说，通常认为专业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对自身进行简化、改良和现代化改造，但我们的观点并非如此。我们认为目前的专业工作形态已经到了改革边缘。按照目前的组织形式，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其自身的解决能力。在我们指出相关问题（见1.7章节），列举变化已经在发生的证据（详见第二章）之前，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以帮助我们更加正式地掌握专业工作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又为何享有如此特殊的社会地位的。

　　1.2 专业工作的范畴

　　我们究竟该如何辨认专业工作，又如何对它们进行合理授权？在前一节里，我们描绘了人们对于专业工作和专业所持有的日常概念，那么专业人士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系列关于专业工作的学术作品已经问世。除了圈内的从业者以外，大量的理论家都为这些话题而痴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各种专家。因为我们的主要观点在于传统专业工作来日无多，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本书的讨论对象——处于风暴核心的相关人群和机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什么是专业工作，写过相关著作的各路专家之间并没有统一的定论。部分职业，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将它们归属于专业工作并不存在太大争议，而有些职业就会引发热烈讨论，比方说记者是否有资格获得同样的称号。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采访了不少世界上资深的管理咨询师，他们持有共同的观点，即管理咨询这门业务不属于专业工作，主要是由于任何人都能以咨询师自居，开门做生意（关于此处隐含的排他性问题，我们稍后展开讨论）。与此类似的情况包括，某位世界顶尖大学的杰出教授认为他和他的科研同事不能被归类为本书中所探讨的专业人士，尽管教授这一职位是最早可辨认的专业团体之一。

　　2009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英国大概出现了“130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每当提及这一数据，我们常常感受到许多深深的顾虑，其中不少来自于历史悠久的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士。比如说，是否的确如那份政府报告所言，服务于“当地政府”也算是一种专业工作？如果不能算，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展开讨论前需要界定的范畴——专业工作的边界在哪里其实并不清晰，同时以哪些标准来界定相关边界也并不清楚。只要自己能够安全地留在专业人士的阵营里，对于专业工作的宽泛定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就会高度倾向于收紧边界。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专业工作的定义或者概念是有问题的。根据杰出的社会学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在1986年所写的那样，在为专业工作下定义这件事上所花费的精力“已经折磨了这个领域半个多世纪了”。从那时起到目前，这一定义仍然没有出现共识。事实上，有些热爱思考的人已经开始怀疑对专业工作进行定义是否可行。有一位权威人士曾经认为对专业人士进行定义是徒劳的，而另一位则认为“对专业工作进行精确定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危险的”。我们曾经阅读了大量作品，我们的结论是——那些属于、曾经属于，或者希望成为专业机构的组织团体——是如此的多样化，无论是实质还是形式上来看却是如此，因此无法用任何高度精确而又单一的属性来对它们进行归纳。显而易见，争论某一套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否优于另一套也不过是在针尖上跳舞。因此，我们并不追求为专业工作下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义。另外我们也不想穷尽列举在我们看来应当属于，或者我们认为不属于专业工作的团体。举例来说，究竟性交易能否被合理地称为最古老的专业工作，或者是管理咨询是不是最新的专业工作，我们对此不想展开辩论（至少我们不在此进行展开）。

　　然而，因为这本书用展望未来的眼光去观察一个后专业社会，我们认为将如今的专业工作以及专业人士所拥有的广泛特征加以辨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为了完成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采用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有些现象看起来互相关联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而是因为它们有一系列互相重叠和交叉的相似性。比如说四个兄弟姐妹，可能看起来比较相像，但并不是因为四个人有什么共同特征，而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互相重叠和交叉的相似性[2]。

　　类似的，我们认为如今的专业人士，在不同程度上拥有4种互相重叠和交叉的相似性：（1）他们拥有专门的知识；（2）他们需要持有证书来执业；（3）他们的行为有相关规定来监管；（4）他们受一组共同的价值观的约束。正如“家族相似性”中所描述的，有时这些特性非常明显，有时它们比较隐晦，但相似性所织成的松散网络仍然成立。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专业人士所拥有的知识是外行人士所不具备的[3]。比如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拥有外行人所不具备的，或者无法信手拈来的技术性知识储备。相对于外行人士，专业人士普遍被人们视为专家，尽管在专业工作的圈子内，这个称号往往用来标榜和认可那些掌握知识最多的专业人士。从某种程度上，专业人士的知识都是正式的内容，来自印刷成册的书本、新闻日志，甚至越来越多来自网络。但是专业人士的知识相比理论学家或者科研人员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的能力延伸到了实用层面。这一能力常常被冠以种种不同的名号，比如知识应用或者诀窍，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专业技能的近义词。因此，要成为一名专业工作的从业者，并不是掌握大量专业知识即可，也不是能够熟练传授某一领域的知识这么简单。它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更在于有能力以及能够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应用相关知识帮助病人、客户、学生或者其他有需求的人群。然而对于专业人士的要求不仅仅在于拥有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学识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了解最新的观点，并能够将之加以运用。再者，他们有责任拓展自身业务的边界，发明新的概念和方法，而这一角色通常由专业工作的学术分支机构来承担。个体专业人士的职责在于代表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以及相关服务的接受方，辅助完成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传递工作。

　　专业工作的第二个特点是从业人员需要考取相关证书才能执业。知识渊博或者精通一门技能并不能帮助有志之士直接进入圈子。在获得认可成为技术全面的、能够独立执业的合格从业人士之前，专业人士通常要接受大量的教育培训、签署各种契约，并且证明自己一路走来，已经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实际经验，而且他们所接受的监管是充分的。历史上有些专业工作中，只有工作学徒或者熟练工就足以够格入行。现如今，则可能需要成功通过书面考试或者实践能力考试，甚至还需要上一些正式的、学术性的文化课才能入行。除却证明扎实功底的资质证书，满腔抱负的专业人士可能还需要提供额外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品性、道德品质或者其他方面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为其他人提供服务。来自于其他地位崇高的专业人士的书面推荐通常能够为此提供充足的证据。

　　第三个特点是专业人士的行为通常从两大方面受到监管。一方面，大多数专业工作在某些方面拥有排他性的资质。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这就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只有专业人士才具备资质来执行某些特定工作。这种垄断地位是由法律赋予的，同时它们承诺对公众提供相应的保护，从而将垄断合理合法化。只有医生才能开某些药方，这种安排让病人确信自己所吃下去的药物没有危险性。只有审计师才能出具意见，保证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性，这样股东们才能充满信心地做出投资决策。除了政府所给予的限制竞争的优势地位以外，法律还常常给个体专业人士很大的独立自主权，因此许多专业人士得以或甚至被要求进行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这一现象造成了专业工作的第二个监管层面——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清晰成文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这些规定涵盖范围相当宽泛，包括保密性、保险、诚信义务、利益冲突、服务水准、定价、投诉机制以及其他方方面面。有些专业工作的确是自我管理的，另一些则由独立第三方来进行监管，剩下的则采用了两方面结合的监管方式。外行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监管机构。无论哪种情况下，专业人士都必然从属于某些行业协会或社团，加入相关机构意味着要遵守它们的各种规定。有些情况下，这些机构同时也是监管者，但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专业机构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可靠。相反，他们受到各种法律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辖区里职业疏忽诉讼已经越来越常见。

　　第四个特点在于，典型的专业工作都受到同一组价值观的约束，这些约束凌驾于任何正式规定之上。我们认为所有专业人士都会认可例如诚实、可信、对服务的承诺、令他人放心等品质都是他们工作的核心。有些人，并非所有人，则会更进一步秉承着——为公众创造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保证他们的服务可以被获得，甚至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都是专业伦理体系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有人会认为从事一份专业工作应当是“有人文内涵的……体现在为人类带来福祉和进步上”。专业人士对报酬有着不同的想法——一部分人只期望着合理回报，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专业工作只是一种商业服务，因此赚取利润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更是核心目标所在。另一点则没什么争议：许多人受到专业工作的吸引，并以身为一名从业人员而骄傲，人们因为这份工作而拥有了良好的社会地位，公众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仰，而他们的努力也的确应当被授予地位和威望。

　　这四种相似性为现有的专业工作的范畴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定义。我们在本书中所探讨的职业都拥有足够的相似性，由此我们将它们统称为专业工作。相关的人员、做法和机构正是我们认为在后专业社会将被替代的对象。

　　1.3 历史背景

　　如果把如何正确描述或者定义专业工作的问题先放一放，我们会发现，真正深刻的问题其实在于专业工作的存在本身。正如之前提到过的，大批学者和理论家都曾经将专业工作当作他们的研究课题，之前一个半世纪的文学著作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这样说：“对最重要的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进行的比较分析表明，专业工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任何文明发展阶段都有其独到的重要价值。”

　　这些社会学著作有很多可讨论的地方。有些内容是严谨且学术性的，但是——容我实话实说——很多内容都是浮夸乏味的。书里没什么愉悦人心的段落。而且有一点绝对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专业服务的接受方在所有社会学著作中很少被提及——病人、客户、学生以及其他接受专业服务的用户——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描写专业工作的管理学著作与此形成对比，它们往往更加以客户为本。这类作品许多都从“事务所”视角出发，这是一种组织并交付专业服务的主流机构）

　　我们已经说过，这些社会学著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存在严重的分歧（1.5章节会有更多阐述）。当我们试图确定专业工作起源的时候立刻遭遇了这个挑战。一种观点认为，“专业工作最初如何形成……年代已经过于久远，无法追溯”。有些人则持有不同观点，坚持认为专业工作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手工业行会，借着宗教改革以后教堂重要性衰退的契机蓬勃发展起来。也有些人坚信专业工作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共识，没人认为人类专家是个新兴事物。我们只需要说几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就立刻明白专家这种生物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古希腊名医（公元前5世纪）；西塞罗（Cicero），罗马律师（公元前1世纪）；迈蒙尼德（Maimonides），出生于西班牙的犹太哲学家和医学家（12世纪）；以及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英国著名的宗教启蒙建筑师（17世纪）。然而以上任何一位杰出人士当时都并不归属于我们在21世纪能找到的任何专业机构或某种专业团体。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一位杰出的专业工作方面的理论学家，他认为我们在19世纪初次看到目前专业工作形态的雏形，在英国我们看到药剂师、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逐步合并，律师团体中出现了一些初级律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团体，例如测量师、建筑师、会计师，这一切都预示着变化。我们同意这种说法，不过如果把时钟再往回调一调，我们会发现在15世纪的欧洲，法律、药物以及神学都逐步拥有了各自的规范，也出现了相应的团体；如果再往回追溯到12世纪，可以看到“建筑师”以熟练的石匠的形式出现，教授也开始在各个大学里建立了各自的职位。为现代专业工作寻根溯源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在“大交易是什么”（详见1.4章节）中所谈到的许多态度和行为都可以找到历史根源，特别是始于11世纪晚期的同业公会时期。这些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主要是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由从事同一种贸易或手工艺的专家和工匠组成——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则、规范行业竞争、保护成员及成员家庭的利益，并享受得到认可的专家地位所带来的威望。这些人里有制鞋匠、面包师、木匠以及许多其他从业者，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我规范、垄断、追求地位的早期迹象，而这些现象至今在现代的专业工作中仍然随处可见。

　　在伦敦，可以通过不同的穿着打扮（礼服）来辨认出某些同业公会的成员，以至于这些公会后来也被称为“礼服同业公会”（Livery Companies）。新的“礼服同业公会”不断地涌现，并且繁荣起来。例如，1992年，至尊信息技术公司成了第100家“礼服同业公会”成员；而2004年，至尊管理咨询顾问公司成了（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Management Consultants）成了伦敦第105家“礼服同业公会”成员。这体现了一种趋势，有些职业会专业化，也就是说，向主流的专业工作靠拢，并展现出类似的特征。信息技术专家和管理咨询顾问是不错的伙伴，也都属于很棒的专业工作[4]。回想一下成立于1540年的BarberSurgeons公司，这家公司是一次合并的成果，合并双方是1368年成立的外科医生公会，以及1462年被授予皇家宪章的理发师公会。合并后的新公司Barber-Surgeons首次规定了哪些人士可以排他性地从事某类特定的工作（这两者有些具有争议的重叠领域，比如在脖子上操刀，或者更重要的，处理并切割疖子）。把这些不正宗的血统传承至今的是如今最有声望的专业工作——当代外科医生[5]。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对中世纪的同业公会进行研究——将其视作许多从19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专业工作的前身——是正确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正如我们在1.1章节里提到过的，如今我们的专业工作都被视为无处不在的、无价的、不可或缺的。如今我们对它们的起源有了一些了解，下一步就是分析它们为什么以及凭借什么享受着如此优越的社会地位了。

　　1.4 大交易是什么

　　这些现代的专业工作到底享受着怎样的特殊安排，才能排他性地拥有为公众提供某些服务的权利？换句话来说，专业工作和社会公众之间到底达成了怎样的宽泛协议？而人们又从中得到了些什么？

　　评论家通过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安排——特许经营权、制度交易、命令与要求。与其他词汇相比，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安排称为大交易。作为理解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哲学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_n）提出过的一种交易，他是这么说的：

　　作为对他们所掌握的对人类十分重要的超群知识的回报，社会指定他们（专业人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实施控制，在专业领域内享受高度自治权，并且授权他们选择合格的人士继承衣钵。

　　外科医生以及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对于内科和外科医生领域内的交易所做的描述更加令人难忘：

　　社会赋予了我们非凡的、排他的权利，使我们在人们身上使用药物，即使服药可能会导致昏迷，甚至需要开膛破肚。如果换了别人，这些做法都是攻击性的。但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代表他们自己——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恢复健康。

　　社会学家埃弗特·休斯（Everett Hughes），也采用类似的词汇来形容“医生拥有开刀以及开药的执照”；再比如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8世纪晚期写道：“我们将自己的健康交给了内科医生，将财富、性命和信誉都托付给了律师和辩护律师们。”对于法律工作，我们能够用更加平实的词汇来描绘这种交易：

　　在大多数辖区内，律师所享受的排他性原则是相似的；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由经受过良好培训并有丰富经验的人来提供法律建议，是符合客户利益的。就像我们不会希望随便一个不认识的家伙来为我们进行脑部手术，我们也同样不愿意让这样的人在法庭上代理我们。

　　类似的，在其他专业工作领域，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宽泛概念也是足够明确的。生命十分复杂，需要慎重对待，当人们的常识和日常经验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们常常需要令人安心的、值得信任的指引。人们还需要保护，主要是防止被庸医、江湖骗子或者他们自己所耽误。基于这些因素，我们推演出了大交易的整体概念：

　　他们将运用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经验以及判断力，为社会提供负担得起的、能够得到的、与时俱进的、可信可靠的服务；他们将持续磨砺并精进自己的知识和方法，培训其他成员，设立工作质量标准并且严格贯彻执行；他们将只接受符合标准的个人成为他们的成员；他们将始终诚实守信，将客户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作为对以上行为的认可及回报。我们（社会）选择信任专业人士，赋予他们排他性的地位去从事一系列对社会至关重要的服务和活动，并向他们支付合理的报酬，提供给他们独立、自治、自我决断的权利，以及相应的尊重和社会地位。

　　我们承认这有点绕口，但是基于对专业工作内容的分析，以及对相关文献的研读，我们认为这的确就是所达成的交易的实质。当然，这可能会将情况过于简化，有些专业工作可能存在例外，但应当涵盖了重点要点，并且接下去书中的多数讨论会基于此。

　　用政治理论的语言来解释，大交易其实是一种“社会契约”。这意味着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由律师起草的那种合同。大交易的内容从没有被正式收录成文，也没有被签署过，其中的条款从没有被清晰地、穷尽地阐述过，而且从没有任何人真正具体表示过他们同意大交易所包含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尽管如此，这一交易可以被看作整套法律法规体系的简约版本，对众多不同职业团体进行了授权。

　　或者，可以把大交易看作一个比喻，表明专业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安排是如此牢靠、众所周知，并且得到广泛执行，所以就可以认为这些条款和条件是由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所授予的。无论如何，大交易实际上将专业人士定位成了守门人——他们拥有大量的知识、经验、专业技能，构成了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这是一笔有着重大意义的交易，整个社会都仰仗着这笔交易正常运作；这也是一种昂贵的制度安排——举例来说，想一想整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教育系统、税务机构以及诉讼机构的总成本。

　　我们的观点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大交易的条款是否需要修正，或者这个交易是否应当索性被终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挖掘，看看各路理论家们如何试图解释专业工作的存在以及它们主导着人类生活于其中的道理。

　　1.5 关于专业工作的各种理论

　　《职业系统》（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是这方面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在书的首页上，作者安德鲁·阿伯特写下了这个被许多人视为相关理论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需要职业团体来控制各种知识的获取和应用。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可能在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专业人士了解并且能够做到普通人无法处理的事情，那我们为此支付相应的报酬岂不是天经地义的？这种观点其实只体现了专业工作的实用属性，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不可能自己了解和完成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车坏了或者煤气泄漏了，我们会打电话呼叫专家。同样的，我们打电话给医生、律师或者会计师，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形下我们的无知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专家的知识。这些说法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也存在其他的替代理论（对理论探讨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1.6章节）。

　　其他替代性理论

　　在各种关于专业工作的早期文献中，这种知识的不平衡，或者说不对称是一个主要讨论的兴趣点。关注这个观点的人希望研究专业人士如何解决社会上不均匀的知识分布。然而，也有其他早期理论家对于知识的不均衡不那么在意，而对于它们的其他重要角色更为关注。有些人提出专业工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他们的观点是，各种专业工作保护并培育了令人钦佩的价值观和高尚动机，这些美好的事物在别的领域找不到。举例来说，他们表现出关注“客户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提供的服务是“人性化服务”而不是“非人性化服务”，有着“集体主义倾向”而不是“个人主义倾向”，表现出“为了所提供的服务而骄傲”而不是“为了谋利而感兴趣”，并且支持一个“功能型”而不是“获利型”的社会。

　　期望专业人士的价值观和动机能够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辐射到更广阔的社会，这些观点和早期经典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著作中所描述的非常接近：

　　我们在专业人士群体中看到了一种特别的道德力量，它能够控制个人的利己主义，能够激励工人们更加团结一致，并且避免弱肉强食原则过分主导工商业关系。

　　其他理论家认为专业工作可能会促进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将专业工作描述成一系列“社会控制机制”——“当（年轻人）误入歧途时，能够通过社会化将他们带回正轨”。1933年，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rs）以及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主张专业工作是“社会稳定元素”，他们写道：

　　旧时的公式指导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继承、保存、传递着传统。他们明白摧毁传统或者革命都会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一事无成，而且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专业机构是社会的稳定元素。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模式、思维习惯、判断标准，这些成了他们的支撑点，用于抵抗那些威胁到稳定和平进步的力量。

　　此外，涂尔干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写道，通过加强社会上的专业团体或公司的力量，“整个社会的纽带，还有那些已经十分松弛的线头，才能被拉紧并变得更强大”。以上这些理论家，他们关注的是专业工作所能提供的各种功能——无论是纠正知识的失衡、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或是维持社会秩序——他们可以被统称为“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社会学家通常认为功能主义者将社会上的专业机构看作类似于人体器官——每一个都各司其职，分别为社会的整体健康发挥作用，同时每一个都有着独特的重要之处。

　　第二类理论家所关心的是专业机构的特征，而非它们的特定功能，好比生物学家试图辨识、归纳不同的动物或植物。这些社会学家热衷于对专业机构的各种特质进行记录，把它们的重要特色和定义性特征归纳成一份详尽的清单，然后再对所观察的样本进行归类。这些理论家被统称为“特征主义者”（Traitist）。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专业工作方面的研究——各种文献里遍布着许多互相矛盾的重要特征——但他们的尝试，终究是得不出结论的。关键问题在于无法找到一致认可的定义性特征。社会学家特伦斯·约翰逊（Terence Johnson）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反思了他们的做法（此时人们对于收集各类特征变得空前热情）。他挖苦地写道：“（这些人的工作）成果带来了如此多的困惑，以至于连这种困惑是否存在都无法达成一致。”杰弗里·米勒森（Geoffrey Millerson）与约翰逊身处同时代，他同样也是一名社会学家，那时他研究了21名理论家的工作，发现了23种关于专业工作的明显特征，然而并没有哪种特征得到所有作者的一致认可。

　　排他性和共谋

　　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除了专业工作的功能和特征，还有更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专业工作的排他性反而从各种角度成了一个主要关注点。大家共同着迷于——专业机构成功将大量知识和相关服务进行隔离保护，从而使得所有其他人（非专业人士）都无法插手而只能沦为被动接受方——这其中的原因和方法。事实上，大交易的这一特点不仅仅令人着迷，同样也令人义愤填膺。唐纳德·舍恩认为“这种交易是紊乱的”，并且要求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授予他们（专业人士）如此特殊的权利和地位？”社会学家基斯·麦克唐纳（Keith MacDonald）带着疑问写道：“这些职业是如何说服社会给予他们如此特权地位的？”这些作者发现他们和另一个古典社会理论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社会闭合——不谋而合。韦伯提供了早期的、具有影响力的解释，来说明某些团体是如何又是为何走到一起“建立了一种法律秩序，通过正式的垄断来限制竞争”。在我们这个特定的语境下，他简明扼要地写道：“所有官僚机构都力求通过保持知识和意图的神秘性，来提高具备专业知识的人群的地位。”理论家为这种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很多解释。有些认为这是社会等级体系、精英主义，或者说集体自我保护的本能所造成的。其他人则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常现象。社会学家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曾经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认为，“工业社会就是专业化的社会”。基于这种解释，社会趋向于专业化在所难免。然而其他理论家却把这种排他性的出现看作是一种有害的趋势。关于排他性，当代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专业工作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的作者麦格丽·拉森（Magali Larson）认为，专业机构是享有极端垄断地位的。根据她的观点，专业机构不仅享有经济活动上的垄断地位——被拉森称为“市场垄断”，同时还享受着社会地位和威望上的垄断性——“社会性垄断”。事实上，拉森认为专业机构不仅仅安享着这些特权，在执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过程中，他们还操纵着我们对于这一现状的看法。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专业机构的权利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市场范畴。埃弗特·休斯在拉森发表看法前几年有过类似的表述：

　　专业机构，也许比其他任何职业需要更多法律、道德和知识方面的授权。这一观点适用于每个从业人员，他们获准进入这个美好的圈子，从事其他人没有资质进入的相关专业；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专业机构从业群体，他们尝试影响社会，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重要层面制定规则，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

　　有些理论家对这种排他性的分析更为极端。如果暂时把标尺放宽，可以把这个群体称为“阴谋理论家”，甚至可以把剧作家和评论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作为这个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宣传大使。萧伯纳的一句格言“专业机构就是‘算计门外汉的阴谋家’”。思想家和活动家认为，专业机构对于知识的牢固控制不仅仅代表了他们对权力、财富、声望、阶级优越性、排他性或者自我保护的天性渴求，更加揭露了一个阴险的、设计好的骗局——有意识地、系统性地隐藏真相、制造迷局，如此一来，他们就实现了专家们的“暴政”。法律和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也说：“专业机构有着黑暗的一面，它们操纵真相、夸大自我……这其实是那么一小撮人，通过含糊的行话、受控制的生产工具和渠道来算计门外汉，获取优越性的一场阴谋。”

　　最为热衷于寻找专业领域内无处不在的阴谋的理论家之一是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他认为专业人士最终将“导致社会无能”，并且大声疾呼“人们眼中的专业人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这其实都是幻象”。对于伊里奇来说，“专业人士维护着关于人类本质的秘密知识，而只有他们有权利去传播”。他接着提出，“在任何人类可能产生需求的领域，这些专业人士都占据支配地位，扮演权威、实施垄断，将自己的活动合法化。同时，弱化普通人并最终导致社会无能。这将使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公共事物方面排他性的专家。”阴谋理论家的言论难免让人感到有些偏执，但他们与许多其他理论家一样，也的确引导人们重新思考“专业机构扮演守门人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现状，究竟是基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带来的良性结果，还是一种令人嫉妒的现象。理论家的言辞可能比较隐晦，但是看看所有研究者对于专业机构的排他性产生的浓厚兴趣，我们就该知道专业机构所享有的排他性带来的重大影响和主导地位。

　　此外，关于专业工作的许多理论也都在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陈述和理念以及他的思想流派中有所体现。我们认为，这些分析即使无法构成第四种思想流派，至少也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在于，专业机构的主要行为动机变成了利润，之前提到的那些传统价值观和动机都被削弱了。社会学家艾略特·克劳斯（Elliot Krause）精确描述了这种变化的关键特征：

　　如果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组织，专业工作将不再把寻求帮助的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此后他们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这种趋势意味着人们需要对专业工作重新定义，它们从一种特别的存在变成了一种谋生方式……同业公会开始放弃了原本那些积极的价值观——联合领导、追求共同利益、职业道德高于纯粹利润，这种妥协模糊了专业工作和其他职业之间的界限，把他们变成了普通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

　　这部分研究不应当被轻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专业机构的行为动机如何随着时间发生了改变。如果观察行业领先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者咨询公司，可以发现他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财务表现。比如，对他们来说，万一出现利益冲突时，对利润的渴望常常会胜过真心实意为客户提供建议。专业机构的许多合伙人都不谋而合地坚信他们所经营的是一门生意，每个合伙人所赚取的利润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而收费小时数则是员工收入的基数。当利润高于客户，当激励报酬系统以现金而不是文化主导，当道德标准沦为例行检查，合规性标准降到最低，那么大交易模式似乎就过时了。1939年，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写道：“专业工作者，应该说并不是为了报酬而工作，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给社会提供服务。”但现如今，许多专业人士应该把这句话重新读几遍，领会其中的理智与情感，看清他们和早期理想主义的专业工作之间存在多大的差距。在第六章，我们会详细讨论发生改变的价值观和动机。

　　回归大交易

　　以上列举，就是关于专业工作的各种理论，这些观点对我们写这本书有很大影响。尽管我们对他们的观点也持有许多保留意见，甚至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还会提出不同观点，但在究竟为何要继续容忍专业工作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的——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遵守大交易的约定？对我们来说，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并不复杂，可以从两方面解答。第一，专业机构本身普遍不愿意改变现状，因此他们拒绝改革或变革。第二，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尚且没有可靠的替代品，也没有出现竞争对手。对于安德鲁·阿伯特来说，第二个答案触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构建和控制全社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他的解答是：

　　专业化是工业社会对知识进行制度化管理的主要方式。有时人们会忘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选择：英国皇家行政机构就曾把专业经验变得大众化，某些宗教团体也会雇用外行从业人员，微型计算机的能力特色变得广为流传……专业知识

　　也可以借普通商品和组织团体完成制度化管理。因而如果想了解为何社会将知识交付给专业机构，那么问题不仅仅在于为什么社会上存在着专业的、终身制的专家，而且同样应当了解为什么这些专业知识交付给了人类，而不是事物或规则来管理。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它把专业知识定义成了专业机构的核心，并且强调了专业机构并不是社会分享专业知识的唯一途径。有一点很重要，阿伯特感知到“微型计算机”作为替代途径的可能性。但他在研究专业工作的理论家中属于另类，与他同时期的学者的研究中，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提及在专业工作转型过程中技术可能扮演的角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种观点变得触手可及——审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已经在使用各种“微型计算机”，大量的实质性工作由决策辅助系统以及税务法律方面的专家系统来完成，由此可以预见到，专业工作领域可能会发生一场技术引领的变革。同样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万维网被发明出来时，研究专业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应当能够感知到这一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变革。这种对技术的漠视是所有相关学术文献的根本不足。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纠正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6 四大核心问题

　　无论如何，是时候把注意力放回现在，看看大交易这样的安排在21世纪是否仍然合情合理。基于本章节已经讨论过的理论著作，以及我们在法律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有四个问题必须被提出，并且得到解答。

　　第一，是否存在全新的组织方式，能够把专业工作变得更易于负担、容易获取，或者比传统方式更有益于提高工作质量？我们相信在技术互联网时代，一部分的专家知识经验必定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提供给社会。本书的很多内容都致力于为目前的组织形式提供各种替代方案。

　　第二，退一步说，至少目前人类无法离开专业服务，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得由拥有资质的专业人士来做呢？如果我们把专业服务分解成更加基础的任务，就可以明显地发现，如今归属在专业工作范畴内的很多工作事实上都是日常性的、重复性的。很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只让专家来承揽这些工作。我们在本书的不同章节进行了相关讨论（尤其是第三章和第五章），我们认为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能够也应当被创造出来。

　　第三个问题随前两个而来，而且无法用婉转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实际上有多信任专业人士，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提供的服务存在其他实现方式，或者说部分工作可以被有效地分包给其他非专业人士。专业人士通常自己制定规则、进行自我规范，而且看起来只有他们能够对工作进行改革和改造。那么，如果我们把重新塑造专业人士工作场景的任务留给他们自己，难道不是把胡萝卜交给兔子来看守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经非常形象地说过，“客人往往比厨师更能判断一场筵席的品质”。专业工作的未来如此重要，无法将其全部留给这些圈内人士。其他人，尤其是专业服务的接受方，有必要也有权利参与到对未来的讨论中来。

　　第四，大交易这种形式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目前的专业工作是否符合需求，他们是否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接下来我们将详细回答第四个问题。

　　1.7 令人不安的问题

　　回想1.1章节中提到的我们对专业工作所持有的那些日常概念，它们表面上似乎是出于善意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有效的机构组织。但如果我们剥掉一两层表皮往里看，所看到的景象却相当令人不安，这些专业机构有着六大问题：经济、技术、心理、道德、服务质量及其不可解读性。这些缺陷共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问题。这些问题理应提醒我们重新修订大交易的条款，在专业机构、国家和社会之间重新寻求新的平衡。

　　首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即经济问题。让我们简要说明一下：大多数个人和机构无法承担一流专业人士的收费标准；大多数经济体都挣扎着维持支付他们的专业服务，包括教育、诉讼系统以及健康服务。这并不仅仅是全球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残酷的现实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富人或者购买了足够保险的人群才能够负担得起最高级的专业人士的服务，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管理咨询师。这一小群人的专业技能只能被少数人所享受到。我们似乎为富有的少数人准备了豪华礼宾车服务，但剩下的其他人都仍然在依靠双脚步行。在许多专业领域中，公共资金的削减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让每个公民都能借助到高级专家的知识经验，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切实际，这类专业知识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稀缺资源。然而深入思考之后，专业知识本身的供给并不存在问题，而是能够出现在现场并提供服务的专家数量有限。真正的局限性在于目前组织和交付专业服务的方法，通常需要专家亲临现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其次，即使我们做出妥协，接受较低质量的专业服务，不需要依赖顶尖专家，负担能力仍然是个问题。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健康服务成本盘旋上升，学校令人遗憾的资源不足，水平中庸的律师比其他普通专业人士的服务更加令人负担不起。当经营小生意的商家被剥夺权利时，这些商家没有资源去聘请管理咨询师、税务专家或者会计师。同时，即使对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构来说，专业服务的价格也被认为是过分昂贵的。许多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都坚信在专业服务上的花销（特别是法律、税务以及咨询）应当被大幅削减。对于专业服务的性价比，竞标过程是否充分有效，以及支付大把利润给收费昂贵的合伙人是否符合股东利益这些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疑虑。客户要求专业机构采用新的运营模式。这并不是抽象战略思考的结果，而是由于许多专业服务并不有效、价格昂贵，也没有像多数其他行业那样经历过全面变革。

　　所以，经济问题其实并不是关于专业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的担忧，它其实是负担能力问题，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才能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服务。专家技能没有得到平均分配，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其他众多形式的社会排斥往往针对少数人，而我们所讨论的专业服务领域的不平等，却让绝大多数人受到了排斥。我们为人类的专业知识搭建了辉煌宫殿，却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可以进入宫殿。改编一句古老的谚语——专业机构的服务，向众人开放，就像丽思卡尔顿酒店那样。

　　我们对大交易下专业机构持有的第二条反对意见在于，总的来说，专业服务的组织方式基于一种既定模式，尤其是咨询类服务，依赖于日渐过时的知识创造和分享的技术。这也是我们在书中会经常提及的一点。至今为止，专业工作相关的知识都储存在专业人士的头脑里、书籍里、档案柜里，以及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标准和系统之中。然而这和技术互联网社会中大多数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并不一致。除此以外，专业机构所要求的排他性和特殊待遇，部分源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服务接受方无法自己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秘诀、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必要的资金和设备来自行获取这些知识。这和当代社会行为方式再次产生了不一致。互联网已经革新了我们获取信息的习惯。我们认为专业人士的知识并没有那么特殊或稀罕，以至于无法通过网络形式让人们便利地获取其中的部分信息。

　　大交易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心理因素。人们如果能够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或者通过调查询问所形成的想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增强自信心。当然有些过于复杂的困难是无法由普通人自己解决的。当人们需要进行脑部手术，或者去上诉法院进行口头陈述，或者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税务规定时，这时最好还是把这些问题交给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去处理。但如果能够依靠自己，或者在网络服务的帮助下，自行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人们可以获得满足和自尊。即使有的问题的确超出了外行人的能力范围，努力参与其中、理解困难的实质、了解更多、承担部分责任都有心理方面的益处。作为普通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发现很难跟上专家的节奏，直接将问题交给专家更简单，但我们的确感受到了尝试本身所能带来的满足感。

　　我们从中得到的推论也很重要——不让人们了解自己的问题，阻止他们参与解决的过程，会使人丧气。把重要的个人问题交给其他人来解决是会削弱自信心的，还会使人更加怀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所爱的人完全仰仗别人，我们会感到很不合适，甚至无能为力。当专业人士阻止服务接受方调查自己的问题时，他们其实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持一种权利的平衡（掌握但不完全分享知识），这会强化人们的无助感。这种经历是令人耻辱的，甚至会带来麻痹效果。这些感觉会随着对专业人士的敬仰以及所建立的依赖感而放大。简单来说，专业机构目前的组织方式，通常是不鼓励自救、自我发现或者自立的。这样的形式毫无必要地约束甚至疏离那些一旦拥有更深刻理解，就能够直接参与解决自身问题并从中获益的个人。

　　第四个批判是道德方面的。专业机构负责提供给社会许多最为重要的功能和服务，但他们的服务价格却令人望而却步。我们主张，并且在第五章详细说明了，在技术互联网社会中，有许多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新方式，使专业知识变得负担得起、易于获得，而且启用不同方法的益处将远大于坏处。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我们就应当采纳新方法。这一职责的实质被哲学家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肯尼写道，技术给予我们权利，但同时也腐蚀着我们：

　　技术不光给了我们干坏事的权利（例如，用核武器摧毁世界），也给了我们干好事的权利（例如，让全人类都能享用到干净的水）。它把漠视问题的罪责和采取行动的权利不容回避地同时交给了我们。

　　因此，知而不报这些可行的替代方案的行为，相当于犯下了肯尼所描述的“漠视问题”的罪行。换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如果已经具备了技术手段，可以帮助知识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而且成本远比现行方式低廉，我们坚信我们应当努力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第五个问题在于专业人士的表现并不合格。这并不是说专业机构的工作总是低水准，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在大多数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场合下，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是足够的、良好的，甚至是极好的，但很少能够达到世界顶尖的水准。鉴于专业人士目前的组织形式，一流专家的工作和经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仅仅被特权阶层或者少数幸运儿所享受着。最出色的专家人群是稀缺资源。知名的专业事务所经常声称他们力求把最好的知识和经验带给客户。实际上，这一目标很少能够达成。病人通常无法得到最好的医生的治疗，学生并不能够随时得到最具启发性的老师的教导，教堂礼拜极少能得到最好的精神指引，客户很少能遇到一流的律师、会计师或者管理咨询师为自己提供建议。传统的专业服务模式，必定导致如此的结果——如果专业人士只能够通过面对面的形式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那必定只有非常小部分人能够受益于真正的杰出者。

　　最后，我们认为专业机构过于高深莫测，令人无法接受。专业服务的接受方，根据目前的服务约定，无法评估他们所接受的服务内容，也无法判断某个专业机构是否最适合执行这项工作。当然，有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开展的工作是如此复杂，任何一个外行人都无法理解各种的情况。但有些情况下，毋庸置疑的，有人存心混淆视听，目的在于收取高额的费用，或者，仅仅为了赤裸裸的自我炫耀。当人们面对不透明和故弄玄虚，就容易产生不信任和不负责任的感觉。另外，如果人们对有待解决的现象缺乏认知、描述不清，或者无法详细审查，那就很难反驳那些改革和转型的建议。

　　1.8 一种新思路

　　当面对本章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挑战时，专业人士（以及他们身处的机构）的反应通常都是针对每一条所谓的缺点，提出微小的修正。这是一种修复传统工作方式的思考路径，但这其实并不充分。再想一想我们的建议——总的来说，专业服务价格昂贵而负担不起、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令人丧失信心、道德上说不过去、服务水准并不令人满意、高深莫测。这些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为专业机构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做了更多，我们认为专业机构的角色是有替代方案的。

　　想象这些替代方案需要采用不同寻常的思路。用一个我们最爱的故事作为开场，来向大家介绍什么是新思路吧。据说世界上领先的电动工具制造商为新入职的管理层准备了一场入职培训，在培训的开幕仪式上展示了一张幻灯片，上面是一把闪闪发亮的电钻。然后他们让当时在场的管理层来辨认，幻灯片上的内容是否就是这家公司所销售的产品。这些管理人员先是感到相当吃惊，不过仍然慢慢振作了起来，并鼓起勇气表示这的确就是公司所销售的东西。培训师一脸满足地又展示了一张幻灯片，画面是一个钻在墙上的整洁的洞。然后他揭晓谜底，这才是他们真正应当销售的东西，因为这才是客户心里的需求，而新的管理团队的任务就在于寻找更加具有创造力、竞争力以及想象力的方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对于专业机构来说，这是影响重大的一课，因为大多数专业人士在思考他们的未来的时候，很容易采用“电钻”思路。他们倾向于问自己，目前正在做些什么——通常是某种形式的面对面咨询顾问服务，并且以每小时计价制度来收费——那他们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服务更快速、更便宜以及更好呢？没有多少专业人士会问自己这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对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来说，“墙上的洞”是什么？

　　关于这个“墙上的洞”的问题，国际性的会计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毕马威，曾经提供过（并非直接针对这个问题）一个有价值的答案。有一段时间，他们如此表达自己的使命，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用我们的知识来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出发点。在许多领域之中，专业人士拥有知识、专门技术、经验、深刻见解和秘诀，他们运用这些能力针对客户、病人和其他服务接受方的独特情况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墙上的洞”就是客户希望能够接触到的知识，或者更精确来说，能够将这些知识合理运用到他们的特定情形中。当然，毕马威并没有这样来表达他们的使命：“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一对一的咨询顾问服务，以冗长的会议或者大量的报告来交付成果，并且以小时计价来收取费用。”这个使命声明并没有混淆目前专业人士的知识部署方式和它们所能提供的真实价值。然而，这个声明并没有对价值的本质做任何解释。对不同的专业工作来说，这种价值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体现：解决问题或是避免问题；双重保证或者提供保险；恢复健康或者缓解问题；教育性的或是启发性的……

　　专业机构所能带来的好处是各式各样的。然而，这并不是我们从“墙上的洞”这个思维实验中得到的主要启发。主要的思考成果是知识，从我们即将展开讨论的方方面面来看，正是专业服务的核心。首先，专业人士为了向其他人提供帮助，他们对相关知识的获取、消化掌握、分享以及循环利用究竟做得有多好？事实上，专业人士总体来说都并不擅长分享和循环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这本书里的很多篇幅都试图帮助他们去克服这一缺陷。但是目前，我们的焦点在于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让人们接触并使用到专业知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里就需要转变思路，采用新的思维方式了。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大多数观察者将专业机构的目前状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然而如同我们在电钻和墙洞的故事中所得到的灵感，我们应当后退一步，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专业机构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回归到原点，人类向专业机构寻求帮助，是因为他们知道专业人士掌握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知识。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了解得更多，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失衡或者不对称。但专业机构将这种特定领域知识失衡的状况变成了常态，并不断加剧。这种失衡的特色在所有专业工作的客户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医生和病人、律师和委托人、老师和学生、牧师和信徒、管理咨询顾问和生意人、税务咨询师和纳税人等。这些服务的接受方，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希望能够从服务提供方的知识中受益。有些观点和见解在过程中可能得到了传播（特别是教育领域，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服务本质），但是总体来说，专业人士的角色是利用、解释、应用他们的知识，去解决客户的特定问题。

　　我们再往下分析，看看专业机构究竟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在此，我们先讨论最早人们究竟为什么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人们对于专业帮助的根本需求——用法律哲学家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的话来说——植根于对人类所抱有的自我认知，即人类只拥有“有限认知”。没有一个人无所不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靠外部信息来让自己舒适地生活和工作。我们发明并构造了传统的专业机构形式，来帮助人们突破有限认知的瓶颈。当个人和机构不具备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和复杂情况所需要的知识时，专业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实际上，专业人士成了没有经验的外行人和大量专业技能之间的桥梁。

　　所有专业服务的其他方面，诸如信任、提供保证、质量、地位、培训、法规等，都是次要因素。如果不是服务接受方出于有限的认知，因而产生了对知识的需求，那么服务提供方和服务接受方之间也就不需要信任，无须提供保证，无所谓控制质量，不需要提供培训，也没有服务或者行为需要被规范了。许多针对专业工作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评论，都基于这样的论点——“信任在专业工作的客户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或者“专业人士持续接受培训是首要的”。但是这些评论忽略了真正不可遗漏的前提条件——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才是专业服务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一条件不再成立，其他的要素，比如信任和培训，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一点驱使我们开始探索传统专业服务的替代方式。我们探索着全新的、不同的知识分享模式。这些替代方式不一定非得基于成就专业机构地位的信息非对称性，也因此并不一定需要同样的次要因素。

　　然而，如果要把知识作为本书的争论焦点，那我们应该先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所想表达的内容来说，知识这个词本身并不够精确，涵义也不够丰富。优化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来自于我们对于见多识广的客户所寻求的专业服务的了解。最简单的，客户想要的知识肯定不只是教科书或者学术理论著作里的抽象内容。几乎没有客户或者病人会满足于，专业人士用一本教科书来打发他们。这种正式发布的知识是有必要的，但距离满足客户需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第一，服务接受方期待着专业人士不仅仅拥有大量实质性的知识（“知道”）能随时取用，也希望他们拥有合适的技巧来应用这些知识。当从业人员说“的确，从理论上说这些都对，但实际上……”，他们通常就是在运用技巧。这些都是关于如何以及何时运用教科书上的知识的深刻见解。有时这种技巧是一种策略，并不是有意识的行为，也找不到正式的书面表达。通常它们都发生在过程中，而且是非正式的商业技巧。很多情况下这些技巧都是一种判断、第六感、经验或者直觉。这种技巧有时被称为“启发式方法”。

　　第二，有一定见识的客户希望专业人士所提供的知识和技巧足够深刻并且来自于多年的积累。简单来说，他们希望服务提供方是专家，而不仅仅是知识渊博。此外，他们希望这些专业技能得到过反复实践，并且取得过相当的成功。在某一领域内的实际业绩正是学者和从业者的区别所在。

　　第三，这里存在一个应用层面，需要服务提供方具备相应的本领、技术和方法，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有效地付诸应用。本书中我们把这种复杂的结合体，包括知识、技巧、专业技能、经验和本领统一称为实践经验。

　　批评家可能立马会指出，无法使用单一词汇实践经验来囊括所有专业机构的情况。尽管通常情况下，专业人士有着专门的知识，而客户们并不具备这些知识，专业机构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也的确属实。比如，有些专业机构需要灵巧的手工操作，例如医药、建筑、兽医、外科手术以及牙医，而另一些机构，比如法律、税务、会计和咨询对此并没有要求。另外一组差异来自这么多不同专业工作的基础知识的本质。举例来说，医药和牙医服务的知识根基在于自然科学，但法律、税务和审计的专业基础来自法律法规。对比之下，神学的相关知识是依据《圣经》，以神权为基础的。这些基本的知识类型可能显得高度差异化，根本就没什么共性。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所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以十分类似的方式运用着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和材料。尽管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需要对原始资料进行解读，并且把所得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所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将原始资料重组成可管理的模块，把它们装进脑子里、写成出版物、发布在网站上、提炼成（有时是手动的）工作程序、汇总成实践笔记等。相应的，在日常工作中，用专业人士共同创造的统一术语来谈论相关知识、技巧和经验也很合理。

　　本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于，许多不同的技术也能够有效承担解释和应用原始资料的角色，尽管我们一直假定这些都是智慧人类的独占领域。这些技术意味着我们应当拓宽“实践经验”的概念，不仅考虑传统专业人士的知识、技巧、专业技能、经验和本领，同时把各种机器和系统的相关输出考虑进来。另外，外行人士在各种技术的帮助下，开始分享他们在自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或者他们接受过的专业服务的内容。我们将专业人士和机器所带来的知识、技巧、专业技能和经验，以及外行人士的知识经验一并纳入“实践经验”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对之前的问题做出更好的解答了——对我们来说，专业机构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构建了传统的专业机构来帮助人们克服知识边界的限制，他们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来维护、解释、应用这些我们期望能够从中获益的实践经验。然而，就像我们在这章里所谈过的，这种架构已经不再适用实际情况了。作为应对，我们呼唤大家转换思路，突破“只有专业机构目前的组织形式能够解决有限知识的问题，或者是最佳解决方案”的传统信条，转而思考是否存在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手段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引导大家跳出专业机构的框架，解放思想，寻找是否有其他替代性的或更好地解决人类有限知识的方案。站在服务接受方的角度，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找到更加负担得起、更加亲切的、质量更加上乘的、更加透明和更能增强自信心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这些发现将必然大受欢迎。

　　然而，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从我们今天的状态转换到这些替代性方案是简单易行的。传统的专业机构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要完全摒弃与之相关的信仰和做法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当我们深入询问专业人士的工作时，这一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所处理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和他们所发明的解决方案一一对应着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某个客户有一个税务或者会计上的问题，或者某个病人要看牙或者需要做外科手术，这些特定的问题都已经按照专业服务提供方设定好的类别和能力的框架进行了分类。杰出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曾经说过：“如果你手里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把每个问题都看作是钉子’这样的想法，确实让人难以抗拒。”然而，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并不总是清晰对应着某个专业机构的标签。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远比这错综复杂——人们带着生活中的种种困扰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但这些问题总结起来，需要借助许多专家，而不是某种单一领域专家的援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将人类如此构建世界的方法做了一个类比：

　　如果足够近距离地去观察一杯葡萄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宇宙……如果我们渺小的思想，为了谋求方便，把这杯酒（这个宇宙）进行分割，就能够分割出物理、生物、地质、天文、心理等许多领域，但要记住，自然界并不明白这样的分类方式！

　　不仅仅专业机构本身是一种人为的设置，他们所传播的知识所存在的体系也是一种人为设置的结果——知识通常都被整理好，发布在图书馆里、教科书上和网站上，目的在于研究和学习，而不在于向终端用户传播知识。我们搭建了这些支持性的资源和系统，用来维系这个专业机构世界。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很难设想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些架构的和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我们想改变和改进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去提高已有方式方法的执行效果。尽管专业机构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让人失望，但人们缺乏改变它们工作方式的动力。

　　1.9 一些普遍的偏见

　　有些专业人士很可能想驳斥我们的思路和结论，通常这种反应都来自于严重的焦虑和担忧。我们会在第六章、第七章里讨论，但许多抗拒感来自于普遍的偏见，阻止了专业人士去自由思考自己的未来。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些偏见。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强烈的“现状偏见”——人们倾向于未来继续做他们今天在做的事情。这种偏见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其中一种形式是这样的：许多专业人士会进行特殊辩护，他们同意专业机构总体来说需要做出改变，但会坚称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是免疫的。当我们去探究知识的不对称性，我们会被告知“你们不明白”。这一说法往往跟着一连串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改变是不恰当的。通常这些理由都是以咆哮的方式呈现的。当某位专业人士声称除了自己的领域以外，其他所有专业机构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理应保持怀疑。不过这种特殊的辩护往往有着强有力的论点——来自于疑难案件的证实。专业人士会认为新系统或新方法无法解决XY，而这些XY是他们工作中所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与其承认日常的挑战的确可以通过新方法来解决，他们将争论焦点转移到了非典型的情况上，将注意力放在极端案例上，而非日常活动上。这种做法是具有误导性的，所以我们应当将其指出。此外，因为这本书的大量内容都和技术有关，所以，除了“现状偏见”之外，我们还将会遇到三种相关偏见。

　　第一种被我们称为“非理性拒绝”。我们将这种偏见解释为怀疑论者带着教条主义的态度，拒绝采用没有切身体验的任何系统。在看到系统运作之前，专业人士交叉环抱着双臂，拒绝接受任何提议甚至拒绝仔细了解这个系统。困难总是很快被发现，应用很迅速地被抛弃。这种拒绝主义的变化形式也不新鲜——相信某个特定系统在其他领域可以发挥作用，但除了怀疑论者本身所处的领域。这种偏见通常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这种拒绝还可能源自怀疑论者的确相信自己的工作有着独特的个性化定制元素。但无论如何，无法打开思路拥抱新技术是进步的严重障碍。

　　第二种关于技术的偏见被我们叫作“技术目光短浅”。提出这个偏见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用今天的技术水平去评估未来技术应用上的潜能，而往往倾向于给出低估的结论。换句话说，怀疑论者没有能力透过目前技术的短板，去想象并认可未来系统可以变得比今天的版本强大得多。因此，资深医生和律师可能会拒绝采用视频方式去提供咨询服务，因为他们和外孙之间的上一次视频通话质量很糟糕。这种目光短浅的偏见的另一种表现是无法想象一个具有规模的用户基数，可能由一小群早期用户发展而来，成为主流。法律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指出，“技术目光短浅”和“回顾现代主义”的表现很类似。他所指的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评估历史事件这种局限性。过去的事情需要站在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比如说，如果站在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上，去评判过去的决策，那其实是一种后见之明，是差劲的学术研究。同样的，尽管我们没有预见未来的远见，但不要让我们的现代视角蒙蔽了双眼，忽略了未来的可能性。

　　近期，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再度升温。与此相关出现了第三种和技术有关的偏见，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谬论”。这种观点认为开发出能够执行专家级或更高级的任务的系统，只能通过复制人类专家的思维模式，但这是错误的假设。用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来想象“智能”系统是有局限性的。这同时鼓励着专业人士和评论家，从计算机无法“思考”这一现象，跳跃得出毫无根据的结论——他们认为系统无法按照高于人类水平的标准去完成任务，仅仅能保持人类目前的标准。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写到的，如今的系统正在日益超越人类专家，它们不仅仅复制高水平的人类行为，还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比如，大数据存储能力以及暴力算法（Brute Force）。

　　和新技术相关的最后一个想法是我们的驱动原则之一。在一个系统越来越强大的时代，专业机构，或者它们的某些要素，应当被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繁荣，因为它们创造的价值无法被系统或工具所替代，而不是因为我们通过法规将竞争对手挡在了门外，也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专业机构的世界，更不是因为对于行将逝去的生活的不舍情怀。

　　当这本书里的观点和预测都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那些和迅速发展的技术以及持续不断的经济压力相关的方面，看上去最不可能的未来就是维持现状不变。但这常常成为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假设——许多专业团体和事务所的战略计划都不外乎将21世纪的工作方式进一步简化优化。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和大量证据相左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