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仍然在对抗这些热心人士的观念和理念，他们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间，把彼得·杜拉克所谓的管理革命变成世界性的主流，透过传说和夸大，他们在数十百万企业经理人心目中，变成了现代经理人的原型，他们成为经济新秩序的缔造者。在这种新秩序里，分析重于经验、数字重于直觉、事实重于情感。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物，甚至是英雄人物，从一场战争里崭露头角，他们对自己的成就确实可以自豪。如果他们首创的制度可以摧毁轴心国，为什么不拿来打败企业上的竞争者呢？这就是桑顿和他的陆军航空队军官在一九四五年的电报里，传达给福特的讯息，也是这批青年才俊几十年来传播的信条。但是这个制度有一个害人的副作用，就是经理人变得比较需要向自己负责，而不是向顾客负责。

　　时势英雄

　　在美国主宰一切的企业世界里，这一套运作得还算很顺利，但是随着美国的霸权消逝，这个模式开始失效了。现在的迫切课题是快速地变化，而不是对某种内部秩序的忠心，旧式经理人根本无法做出激烈的变革，好把他们的成功延续到未来。难怪美国企业界呼声四起，要求放弃这种根据军队命令和控制程序而来的整个企业经营方式。然而，大部分商学院和公司里，仍然在教导和实行十杰首创的经营方法。

　　今天前进的经理人正在对抗这种制度和态度，对抗十杰和他们笨拙的继承人定下来的规范，要把优秀经理人可以管理一切的观念，改正为放弃数字就会找到答案的理念。因为我们迷恋这种观念，以致我们创造出一大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专业幕僚，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监督其他人的工作。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正在放弃十杰所教导我们的东西。

　　但是积习难改，福特汽车公司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底，才扬弃所有副总裁用特别的蓝色纸张发文、其他人几乎都用白色纸张的政策。这种习惯是十杰在四十年代设立的，被一位负责作业的经理人视为虚伪和浪费。这位经理人击败一位终生负责财务、而且是蓝迪得意手下的人，成为最可能接任福特公司下任董事长的人选。至少在这个人的老地盘里，战壕里的经验已经战胜办公室内令人头晕目眩的分析。

　　怀疑论者会说，这好像十杰投注了一辈子的学习、推动和野心，最后只变成现代企业的替罪羔羊，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过分自信了一些、过分聪明了一点，他们开始相信大家说他们是十个俊杰的话，并以为俊杰是不会犯错的。

　　他们掌握了解答，也拥有相信这些解答的无限信心。他们可以组织和经营庞大的公司，建立企业帝国，并且征服政府。简单他说，他们可以根据逻辑、理性和合理化，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出来。

　　难怪他们当中有这么多人没有达成野心，原因是每一个人都自己成长为一个神话。一向如此冷静、如此坚强的麦克纳马拉最后只能在哈佛大学里，对着示威者喊着：“我比你们坚强..。”可是他并没有坚强到能承认错误，也没有坚强到能够鼓励内心里的异议。桑顿是最后帝国的缔造者；他在华盛顿、在各种简报会和会议里，在白宫的晚宴里昂首阔步，认为他的成功可以确保长存，他在李腾工业公司在功业可以不朽。利斯这个属于五十年代的人，是以出人头地的单一目标，来衡量自己的快乐程度，却发现野心太大会害死人。摩尔总是希望有更高的成就，却始终名不副实，不很符合这个传奇或这个团体高人一等的现实。米勒和蓝迪是福特公司的财务怪才，最后事实证明他们太有野心，太过骄傲，以致他们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他们在福特建立的财务组织会摧毁他们热爱的公司。他们的财务人员压倒了福特的每一个部门，将维持品质所迫切需要的投资打回票。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福特公司终于明白自己是汽车制造厂商，不是只想赚钱的公司而已。

　　他们的错误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这些专业人士找到一个成功的形态，他们一生中，都寻找最杰出、最聪明的人，组成团体，强迫他们透过一个只能抓住数字的透视镜看企业，然后要求他们根据这些数字做所有的决定。这个方法短期内有用，有一阵子，企业和政府都迫切需要合理的组织和分析，有一阵子，十杰或许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某一时期正确的东西，被极度移用、误用和拥护，短期的解决之道变成了长期的解决之道，他们锁定在这种形态里，不断地移用同样的技巧。即使世界变了，他们却不能调整，不能承认错误。

　　他们不但不能调整，也不知道他们管理大型组织的构想变了。像他们一样想出人头地的人，把这一套推行到极致，使这些构想变成可以自行生存，组织图上每一个小格子里的每一位经理，都强化了另一个经理的行为。到最后，这个组织变得比较专注数字的程序，比较不注重最终产品，结果美国企业逐步失去平衡，被统计重于一切的新专业伦理压倒。

　　十杰和他们创造的神话领导了一整个世代的企业专才，使他们不但把信心寄托在数字上，还盲目地遵循数字，就好像数字是神圣的戒命一样。在福特汽车公司和很多其他公司里，这种新风潮在财务部门尽情发挥，其他部门本来应该对这种理论的运用发挥制衡作用，却也被这种风潮淹没。几十年来，商学院培育的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都不在制造或工程部门，或在任何和创造高品质产品稍有关系的部门就业，而是在财务部门工作。在这个部门里，他们最可能指挥和控制人员和组织。

　　从某一方面来说，数字变得比判断还重要，因为很多企业专才缺少智慧和用在决策上的经验。就像华盛顿的统计管制处分析师一样，这些专才和战场离得远远的，不肯轻易地接纳直觉，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产生直觉的经验。只要是在纸张或电脑屏幕上，用数字的抽象观点表现聘为的事情，专业经理人都可以管理，但这种情形的确只是傻子的乐园。

　　不过平衡的原则不只适用于组织，也适用于个人。就十杰来说，大致上，他们让企业引领他们对自己产生错误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变成相信自己绝对不会错。麦克纳马拉这么久以来，都不能承认越战是个错误，他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忠于约翰逊总统，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能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利斯极度相信自己正确无误，以致他创造了他自己的现实，拼命地在数字里寻找，只选择出和成功能够符合的数字，逃避和这种意象相反的压倒性证据。桑顿对他在李腾工业公司的胜利极为满足，开始相信歌功颂德、只有一面之词的剪报，桑顿盲目坚持行之一时的东西，可以行之久远，这些剪报却没有抓住他这种心态。他的肯定让他分心，使他一直到死，才放出对自己公司的全部控制权。

　　不是因为他忠于约翰逊总统，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能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利斯极度相信自己正确无误，以致他创造了他自己的现实，拼命地在数字里寻找，只选择出和成功能够符合的数字，逃避和这种意象相反的压倒性证据。桑顿对他在李腾工业公司的胜利极为满足，开始相信歌功颂德、只有一面之词的剪报，桑顿盲目坚持行之一时的东西，可以行之久远，这些剪报却没有抓住他这种心态。他的肯定让他分心，使他一直到死，才放出对自己公司的全部控制权。

　　有的人会说，他们或计太贪得无厌了，他们那一代比较不重要的人，因为目标没有十杰那么高，可能享有比较大的成就和幸福。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能防止越战的惨剧，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能阻止日本人制造出更好的汽车；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李腾工业公司违反地心引力，就算是桑顿本人也办不到。桑顿像建造大教堂的人一样，是一个勇猛的创新者，把规模和高度推向极致。但是建立一家企业比较像是建造金字塔，你永远看不到完工，更不可能看到全部。

　　到了末了，他们可能发现，不管多么成功，成功都没有什么恒久性；在这么多人想创造完美世界的奋斗中，成功只是暂时的停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