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我们所谓的管理意在使大家难以工作。

　　——彼得·杜拉克

　　场景依稀像一九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天，让人不由得想起麦克纳马拉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时的情形。极为现代化的公司总部里布置相同，目的也一样，就是要在一早的记者会上，介绍福特公司的新总裁。

　　福特二世再度露面，散发着愉悦和自信，就像两年半前一样，他旁边坐的那位经理人头发光洁，留着大家常见往后梳的发型，戴着金边眼镜，这种装束是麦克纳马拉的注册商标。但是一九六三年四月这一天的此刻，主角是平易近人而又纯朴的米勒，他是十杰中的第二位成为福特公司总裁的人。

　　他谦逊地接受这个职位，并没有全心期待，也不相信他特别有资格得到这个职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四十七岁的米勒虽然从来不会让人觉得野心勃勃，也从来不真正地追求升级，却跟巴格斯和十杰中的朋友莱特，悄悄竞争这个顶尖工作有一阵子了。巴格斯是他们一九四五年初次会见福特二世后刁难他们的人，莱特则真心相信他比朋友更有资格坐这个位置。天机大约在一个月前泄漏出来，米勒比菜特多得到五千美元奖金，才知道自己占了优势，但是福特一直到真正宣布前五天才告诉他。

　　斗争失利

　　五十岁的莱特深深觉得这一刻应该属于他，他担任福特汽车事业处的首脑，对于福特汽车公司从推出 T型车以来，到一九五七年才再度打败雪佛兰汽车，他居功厥伟，而他在一九五九年又再度做到这一点，他自认这是他在福特公司最重大的成就。米勒一直担任幕僚工作，连他自己都真心相信会获得总裁职位的人是莱特，而不是自己。莱特一直伴随着麦克纳马拉高升，每一次都紧跟在麦克纳马拉后面升官，一直到麦克纳马拉离开，到五角大楼为止。莱特了解福特二世不可能在麦克纳马拉离开时，任命他当总裁，他那时接任汽车卡车多元化副总裁只有几星期（年轻的行销王牌文科卡接任菜特在福特汽车事业处副总裁的旧职），因此总裁的职位由约翰·戴斯特拉（JohnDvkstra）得到。但是在戴斯特拉退休的时刻逐渐来临时，莱特期望达到自己在福特公司事业生涯中的顶峰，成为十杰中第二位爬到最高职位的人。毕竟，他是公司里的第三号人物，只比福特和戴斯特拉低，而且几年前，他已经拒绝了到克莱斯特汽车公司任总裁的机会。

　　福特在所有的人当中，偏偏选定了米勒时，莱特整个人被摧毁了。好多天里，他都大惑不解，为这个出乎意料的转折，怪罪戴斯特拉，他想到要是麦克纳马拉留在福特公司就好了，自从麦克纳马拉离开，戴斯特拉接任后，他似乎没有一件事情顺利。戴斯特拉和麦克纳马拉极端相反，是个旧式的人，言谈严厉，好勇斗狠，没有大学文凭；父亲是熟练的铜匠，带着四岁的他，从荷兰移民到底特律，他十六岁时成为模具学徒，此后一生都呆在汽车工业；最先是在过去的哈德逊汽车公司，接着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奥斯摩比事业处，一九四七年加入福特公司，担任一般生产助理，在生产部门节节上升，能升为总裁，主要是因为公司推动提高产品品质运动。莱特猜想，麦克纳马拉突然辞职使福特挑选戴斯特拉，原因之一是戴斯特拉属于另一个极端。莱特想，或许福特已经受够知识分子了。

　　但是戴斯特拉来找他，抱怨汽车的品质时，麻烦开始了。莱特试着表现出并非替自己辩护的样子，设法解释说没办法光是挥着一支魔棒，就把缺陷通通扫清，戴斯特拉却不听这一套。戴斯待拉想插手他自己所知极少的领域，例如在销售或计划方面做决定，也让莱特痛恨不已。戴斯特拉想放弃麦克纳马拉的实用性猎鹰车型时，莱特觉得特别生气。

　　莱特回忆说：“他不喜欢那种车，认为那不是福特的产品。”

　　“为什么我们不把福特的产品做好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多卖一些标准型的福特车？”

　　“你他妈的怎么能希望我们卖大车给不要大车的人？”莱特反驳说，“你自己试过吗？”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长远的不合记录，莱特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悦。

　　“我们交手过，”莱特说，“我尽力做好工作，他根本完全不懂经销商、销售或计划，却想什么都管。”

　　落井下石

　　可是有关麦克纳马拉的猎鹰车型的争执蔓延开来，公开展现在产品计划人员和财务幕僚之前。猎鹰车型是一种结合式结构的汽车，是把主要的组件焊在一起，形成一律相同的车厢，和一般以车架为基础开始制造的方法相比，这种改变可以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戴斯特拉相信如果用老方法制造，猎鹰车型应该会更坚固，菜特力争说这样只会增加成本。

　　“我认为这样是愚不可及。”菜特回忆说，“我说：‘听着，戴斯特拉，通用公司有三种单一车体的车型，我们有一种，你这样会让这种车型的成本增加不少，我们能够取胜，是因为我们压低成本。’要说服他简直不可能，如果我径自做下去的话，情形有可能不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是没有坚持。”

　　他和戴斯特拉的不和达到了决裂的程序，以致莱特考虑过，如果福特延长戴斯特拉的总裁任期，他就要辞职。莱特认为，福特未挽留戴斯特拉，使得这位即将去职的总裁决心尽力搞得莱特没有机会接任。“他狠狠修理我。”莱特坚持说，“我知道这一点，他抹黑我，让我在那里再也没有前途，他跟亨利·福特说我坏话，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跟他不和。”

　　他注意到福特对他的行为有了变化，“那一阵子他处在压力下，我认为麦克纳马拉离开仍然让他愤慨。”莱特说，“至少他总是对我抱怨和发牢骚。”其实福特是和他保持距离，准备做出决定，不把莱特极为企望、而且自认应该得到的职位给他。

　　除了错失总裁职位的侮辱外，莱特现任的汽车卡车事业处首脑的职位也废除了，他实际上被贬为信用及保险事业处的副总裁。对期望得到最终擢升的人，这是相当严重的降级，让他失望得说不出话来。米勒来找他，说希望他留下来。但新职宣布几天后，莱特抱着一堆档案和书籍，到新的工作单位去，“我看着那里，说这个位置不适合我，我能够应付数字，但那不是我想做的工作。”

　　“那时我才决定自己受够了，我回到家，拿出自己的文件，计算财务状况，写好了辞呈。太太陪伴我走过每一步路，非常赞成我辞职，‘如果你再留在这里两三年，我们很可能就要埋葬你了。’她说得对，压力太大了。”

　　隔天，也就是福特和米勒在记者会面对镜头微笑还不到一星期，莱特跨进福特在十二楼的办公室，把辞呈交给福特。十六年来，他一直是对福特忠心不二的经理人，也是第一个成为福特公司组织部门首脑的人。一九四九年他制定蓝图，为创立福持汽车事业处催生，而且参与过公司战后期间很多最重要的决定。可是福特对于跳过他，选别人当总裁，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或道歉。

　　“我没有想到你会辞职。”福特告诉他。

　　这种回答让他震惊，很多年以后，这句话仍然留在他的脑海里，“他确确实实是这样说，我很失望，生气不是很好的辞职原因。我相当失望，得到这样的对待真的对我有很大的伤害，我没有办法和米勒谈，他刚刚才被任命为总裁，我没有跟这些好友里的任何一个人谈。请您注意，不过是一年前，米勒才跟我说：‘莱特，我们都知道你是下一个升上去的人。’他说了这种话，而且我肯定他到今天还会这样告诉你。但这是福特的决定，根本没有人知道福特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全都有这种问题。”

　　他辞职的消息传开后，他很多老朋友都深为震惊，巴格斯冲进他的办公室，来回踱步，事情的转折连他也深受震撼，“真是浪费！”他喃喃说道，“真他妈的浪费人才。”

　　他辞职的消息在报上刊出来那天，桑顿就打电话给他。在桑顿带去福特公司的所有人当中，他认识莱特最久，认为他是最好的朋友。

　　“和我谈完之前，你什么都别做。”桑顿说。

　　“我不急着做任何事情。”莱特告诉他。

　　“我希望你来这里，跟我谈谈在李腾工业公司的一个工作。”桑顿命令道。

　　因此莱特就飞到洛杉矾，和老友见面，他们谈起旧日时光和福特公司，谈到莱特不确定的未来计划，“我觉得他可能希望我加入李腾工业公司。”莱特回忆说，“于是我说：‘你听我说，你建立了这家公司，帮你建立这家公司的是艾许，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因此我们别谈这件事。’”

　　桑顿一向都不停地动脑筋，他并不打算放弃，“你不应该无所事事。”他教训莱特。

　　莱特回底特律前，已经被桑顿聘定担任顾问，负责检讨李腾工业公司旗下门罗事业处的行销计划，桑顿至少暂时设法把一个旧手下弄回来了。莱特离开后，原来的十杰只剩下四个人还留在福特公司，一位是仍然担任林肯水星汽车事业处总经理的米尔斯，一位是仍然担任福特汽车事业处采购主管的包士华，一位是米勒，一位是蓝迪，后面这两位是公司里最有权势的经理人。

　　福特决定选用米勒当总裁，不选莱特，最终的原因是出于喜好。福特喜欢米勒，喜欢和他在一起，喜爱他的建议，尊敬他明智和理智的做事方式，这种方式和麦克纳马拉的方式一样，在技术上都很有效率，不像莱特的舷力来自谦逊。这是福特要米勒参与很多国际任务的原因，因为国际业务是福特本人构思出来的杰作；这也是福特看到桑顿的李腾工业公司日渐成功，赞叹之余，也叫米勒负责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的原因。福特有意把公司的触角伸到汽车业务之外，他告诉米勒的同事贝克说：“看看桑顿的成就，老天，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拥有一切。”

　　李腾工业公司用多元化经营获得成长，深受福特赞赏。促使福特公司在一九六一年，出资八千三百万美元，买下从事航太、收音机和电视制造的飞歌公司（Philco），兼并案完成的第一天，桑顿就打电话给米勒。

　　“米勒，”他说，“你到底为什么买这家鬼公司？我认为没有哪个狗娘养的人会笨到去买这种公司。”

　　“桑顿，我可不想买。”米勒反驳说，他解释说是福特和布里奇为了飞歌的航大部门，才买下这家公司。

　　桑顿很快建议从福特公司手中，买下飞歌公司的家电产品部门，米勒虽然乐意卖，福特却不同意。通用汽车公司靠旗下的富及第公司（Frigidaire），在家电产品上赚很多钱，福特想福恃公司也可以这样做。“桑顿能给我们的只是钱，而我们有很多钱。”福特说，“我们看看能不能做点成果出来。”（但是福特公司后来在这家公司上亏损数千万美元，使得米勒后来说：“我们应该把飞歌公司送给桑顿的。”）

　　但米勒是永远忠于福特王子的仆人，他没有和福特力争这一点。他接受自己只是福特手下代理人的事实，所有最后的决定都由福特做。的确如此，他乐于承认除非福特想到或接受了什么构想，否则福特公司里根本不存在任何构想，从这样来看，他缺少桑顿、麦克纳马拉和利斯所拥有的性格力量。“福特是老板，”米勒说过，“虽然他说：‘你是老板，米勒，你做决定。’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你看得出来。”

　　米勒在福特公司工作这么多年，福特只批评过他一次。当时米勒是公司的主计长，有一天，福特把他叫到办公室，米勒发现自己的个人支出报告摊在桌子上，大为吃惊。

　　“米勒，”福特严厉地说，“我想跟你谈谈你的支出报告。”

　　米勒呆住了，以为自己在计算支出时，不小心犯了小错误，福特要抓住这种事让他难堪。

　　“你的支出太低了。”福特说，“你让我们大家显得很不像话，你也没有挑第三部车。”

　　因此米勒替家里订购了另一部福特车，开始多花点公司的钱。米勒能赢得福待的信任，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蓝迪。就像莱特跟在麦克纳马拉后面，在公司里逐级上长一样，蓝迪总是跟随着米勒的脚步，总是支持他这位好友，总是向别人宣扬米勒。这种转变有点怪异，因为在大战期间，最先把莱特引进桑顿在华盛顿统计管制处的人，正是蓝迪，不过在他们服务福特公司期间，蓝迪经常都是直接向米勒报告。

　　大家说蓝迪一生只有两个最爱，一个是福特公司，一个是天主教，很多人没有提到他把两个最爱结合起来，几乎使他们变成一体。他的教民是他在福特公司的手下，他到他们的家去巡视，和他们讨论问题，甚至赦兔他们的错误。而且他在公司里，把理性主义和计量方法变成一种世俗的宗教，也像在讲道坛上宣扬圣训一样，宣扬其重要性。

　　蓝迪的财务部门权势和控制力量越来越大，最后变成福特公司里的传奇人物，而且和十杰里的其他人相比，他最后变成了亨利·福特二世的心腹。有一个人谈到蓝迪时所说的话的确是真的：“他在他的领域里是神，在领域外有点像神。”福特公司里发生的事，他没有一件不知道的。

　　福特公司财务部门在麦克纳马拉领导时开始崛起，时间是五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后期在米勒领导下继续茁壮，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和其后的岁月里，蓝迪使财务部门变得几乎像无所不能。他在好几十年里，把所能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引进财务部门，结果财务人员变成公司里最有才能的经理人。行销、销售、工程或制造部门里，都没有像蓝迪这里的人，能够年复一年，有系统地在人力市场上招募最优秀的人才。这些部门里，也没有近乎神的人充当这么多人的良师，而且即使其他部门知道需要录用最好的人才，也必须在财务部门制定所有基本规定的文化里，争取最优秀的人。

　　很多年以后，到了七十年代，其他部门开始招募企管硕士时，一位福特的行销经理人到史丹福大学，进行征才活动，这时米勒已经成为这所大学的商学院院长。“他很讶异我们要招募企管硕士从事销售和行销，”一位经理人回忆说，“米勒问说你们要企管硕士干这个吗？你们可以招高中女生做这些事。’”

　　锱铢必较

　　因此工程师和行销人员对抗蓝迪高做的财务奇才军团时，势必无法打动他们的心。福特公司过度重视成本控制，其他一切，包括产品品质，都成了次要。从零件成本里砍掉一分或一角，就是胜利或大胜，因为节省立刻会表现在财务报表上。增加一部汽车的成本，变成了禁例，即使这样是为了克服一个重要的品质问题，也都在禁止之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位经理警觉到有无数的顾客抱怨，敦促林肯轿车事业处，把一种可靠性极差的机械式整流器，改换为电子整流器。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这种改变会使汽车成本增加四美元，电子整流器在各方都很优异，但是当权的人是财务部门控制成本的魔鬼。

　　蓝迪手下众多，也在福特公司形成另一种影响，他们代表一层又一层的幕僚人员，他们所有精力不是放在生产更好的汽车上，而是拿来管制、欺压和操纵他们组织。这种现象开始在一家又一家美国公司里发生。到了一九七九年蓝迪退休时，福特公司的财务人员超过一千三百人，规模可以和很多美国公司的员工总数比美，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树立障碍，妨害新计划和新构想。

　　在福特公司里，唯一能出头的就是潜心做计量分析的人。成功的经理都急着把系统思考和作业研究化为实际运用，产生一系列难以了解的缩写词、术语和大量图表、曲线图和表格，他们在一个接一个的任务里，追逐一大堆的知识之谜。

　　福特公司里热爱汽车的人和蓝迪手下的财务怪才不同，不能了解这种强调数字几近疯狂的情形。就像一位设计师说的一样，福特现在是“由数豆子的人、不是由爱车的人控制”的汽车公司。在福特公司设计室工作超过二十五年的肯尼斯·斯宾塞（Kenneth Spencer）解释说：“爱车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多多少少可以达成目标。但是数豆子的人从头到尾只想知道这个要多少钱、那个要多少钱，甚至在事情的先后次序还没有整理好、还没诞生前，他们就想知道每一个零件的成本。但是你不能这样子去思考，因此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说谎、造假，尽可能地把事情隐藏在黑板后面，这样子实在是没有好处，关于数豆子的人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总是可以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在纸上证明，他们表面是对的，事实上却是错的，你不能把创造性拿出来，放在数量分析里面，这就是他们一直试图要做好的事。”

　　这个系统的精神蔓延到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中，甚至波及新车设计的细节。福特公司甚至开始进行顾客集体访谈，只根据蓝图，问他们对新车的反应。要是有一位顾客给一种保险杠很高的评价，这种保险杠可能就成了另一种车型的保险杠，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他们把所有好的零件统统放在一部车上，然后奇怪这部车怎么这么丑。”斯宾塞回忆说，“有一阵子，专家说这样是对的，而我们应该这样做。你知道吗？对这种现象有个极完美的比喻，就好比说，有个人主投一场棒球赛，他每投一球，都要看看球员休息室，而球队教练就看着观众说：

　　‘我们应该投什么球？’这样会变得愚不可及。他们不把（市场）调查当做工具..他们视之为信仰！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我懂的比某个城市的家庭主妇多。第一，在这样的调查里，你找到的受访者想的是目前，他们不会想到四年以后。他们想的是他们现在觉得安心、觉得习惯的东西，他们想到的是以今天的车价来衡量，车子该有什么设计，你不能这样子做计划，这批财务人员这样做，就像是如果托雷多市的一百八十六位主妇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就不能做决定似的。”

　　虽然理性主义渗透福特公司的每一个部门，但是蓝迪的财务部门对这种行事方法最热衷。他的财务人员分布在整个组织里，是无所不能的否定者，监视着一角一分的花法。在福特公司的组织图里，每一个代表事业处财务主管的方格用实线和这个事业处的总经理连起来，和蓝迪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则是用虚线连接。在组织图上，实线和虚线之间有着哲学上和实际上两种差异。实线连接你和你的上司，他可以雇用、开除、攫升你，并且派工作给你；虚线代表力量比较小的关系，虚线上级对于你的工作有一些不特定的发言力量。

　　从表上画的线来看，蓝迪的人好像是完全向总经理负责，但实际上，资讯经常透过另一个指挥线流向蓝迪，速度比透过作业部门的管道还快。一位先在福特公司财务部门工作，后来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简宁（Geneen）手下工作的人，就对这种制度大为赞叹。简宁是个独裁的人，公司里最微小的财务细节都要管到，他跟财务人员的关系和福特公司里的情况相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有的财务人员，都用实线和公司的财务部门连接。这个人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福特公司的差别就是清楚、公开，如果你是财务部门的人，你很明确地属于另一边，只对纽约的人负责，纽约那边关心的完全是财务方面的事；在福特公司里，你仍然是要向作业部门的首脑报告，但是和蓝迪相连的虚线远比简宁用实线相连的关系强多了。因此，财务部门在福特公司的角色复杂多了，也有势力多了。”

　　有很多非正式的通讯经由这种虚线关系流通，使蓝迪和他手下对公司的其他人拥有惊人的影响力。当时另一位著名的福特公司高级经理人卧忆说：“那种虚线中断之处极少。”事业处的首脑几乎完全依靠蓝迪的财务部门，因为他对各个事业处发生的事情，所知的内幕消息往往比事业处的首脑还多。

　　很多批评蓝迪的人认为他温和、谨慎、守法重纪，原因就在这里。他透过自己的信念和招募的财务人员，把公司的数字

　　目标提高到神圣诫律般的地位，即使是福特公司以外的人，也不能不注意到福特的财务人员在公司里变得多么有势力。华尔街有一位认识蓝迪、米勒和桑顿的财务经理人，对于他们在公司里的主宰地位，对于他们完全沉迷在数字中，几乎都大为吃惊，“我发现他们不完全是人类，”他说，“他们是早期的计量派人士，数字代表一切，福特公司不是什么工作场所，而是一张薪资表。他们很少讨论人，从来不讨论汽车的设计。要是福特公司在生产汽车方面，像控制成本一样在行，一定会变成美国最好的公司。”

　　但是他仍然喜欢蓝迪，认为他有魅力而可亲，建立了美国企业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财务幕僚，“远比通用公司和美国许多其他大公司高明多了。”他说，“你可以问蓝迪原料成本，或问劳动合约对福特的影响，他能够引经据典，说明给你听，你会感觉到这些家伙绝对了解事情。”

　　蓝迪在创造和培养财务帝国方面担任的角色，到了神话般的地步。一位熟识他的人回忆说：“跟蓝迪坐在一起就像听教宗谈话一样。”蓝迪身材健壮，肩膀宽阔，好似足球员，可是他没有运动天分，他留着平头，头发总是剪得很短，短到像军人，鹰勾鼻上架着深色塑胶镜框的眼镜，使他增添一份严肃的模样。他的西装款式保守，却是由替英国菲力普亲王制装的伦敦裁缝做的，衬衫是在巴黎订制的，他坚持决不像某些人的臆测，不是在布鲁克兄弟公司买的，但仍然合于他的沉默风格和隐身幕后的个性；蓝迪和他的人马从来不愿招人注意。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是底特律薪酬最高的经理人之一。担任财务副总裁，一年收入四十万美元，他跟麦克纳马拉和米勒一样，不符合底特律的企业形象。他不打高尔夫，酒喝得不多，从来不玩牌，不管是桥牌或扑克都不打。在公事之外，他的兴趣包括园艺、戏剧、电影和美食（多年以来，他和米勒的太太成为一家毁誉参半的餐厅投资人，这家餐厅叫作家餐厅〔lesAuteurs〕，设在叫做皇家橡树的地方，离底特律约半小时车程。）他偶尔看看足球和篮球，特别是找和密执根队对抗的球队看。玫瑰与剑

　　对蓝迪来说，教堂重要多了。念大学期间，蓝迪一直都修拉丁文，因为那时他曾认真地考虑要当牧师。他最好的朋友是迪波恩约瑟教堂的牧师卜伦南（Gerrd S. Brennan），这座朴素的小教堂座落在圆楼大道，由耐火砖和砖块建成，屋梁还是裸露在外的，蓝迪家离这里走路只要十分钟。卜伦南一九五二年开创这个教堂时，蓝迪就认识他了。卜伦南住在教堂里，蓝迪经常去，两个人一起吃意大利面晚餐。圣约瑟教堂花园的花木都是由蓝迪负责种植和照顾。

　　蓝迪不但每星期天都参加弥撒，平常的日子也上教堂去，因此福特公司有些人喜欢叫他“平民教皇”。他慷慨地捐钱给很多和教堂有关的运动，福特每年提供一部新的林肯轿车给红衣主教私人使用，主要也是蓝迪居间促成。

　　他的兴趣和在教会的影响力更增添他在福特公司的光环。有人间一位只是在迪波恩外、还不是福特公司财务人员的人对蓝迪有什么看法，他说：“他足够当上帝以下的第二人，我不容许自己对他有任何看法。”蓝迪是个慈善的上帝，他真心地关怀手下，对于真正忠于他的人，他总是用他自己的方法证明他的感激。对一些在公司高级经理人餐厅里帮手的人，他曾经给他们的孙子奖学金，而且这么多年里，在他手下人的身上，花费了很多钱、提供了很多建议。五十年代时，柯理（JamesKerley）在蓝迪手下工作，当时蓝迪是助理稽核，负责财务分析。柯里发现才三十岁的太太得了癌症，蓝迪把他叫进办公室，“柯里，我了解尊夫人很不幸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乳房切除术，”他告诉伤心痛苦的柯里说，“嗯，别担心，有这几位医生、还有某某几位医生可以依靠。”

　　蓝迪交给柯里一张空白支票。

　　“你应该填上你需要的数字，确保她得到最好的治疗。”

　　然后蓝迪告诉麦克纳马拉，由麦克纳马拉安排密执根大学放射系医学主任，替柯理太太做手术后所必需的六星期钻照射治疗。麦克纳马拉和蓝迪谈话后不久，把柯理叫进办公室，坚持要他每天下午带太大去安亚柏（AnnArbor）做放射治疗，“如果你带她去做，她会好过多了。”麦克纳马拉说，

　　“这是你婚姻生活里最重要的六星期，也是你今后六星期最重要的任务。”

　　麦克纳马拉对于自己的手下，连最微小的关怀都不善于表达，这是他少见几次表现人性关怀的一次。这件事的起因还是蓝迪的安排，类似的事情是大家对蓝迪这么忠心不二的原因，他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你和你的家庭。柯理回忆说：“你要是替他工作过，他就把你当成他的人。”

　　话后不久，把柯理叫进办公室，坚持要他每天下午带太大去安亚柏（AnnArbor）做放射治疗，“如果你带她去做，她会好过多了。”麦克纳马拉说，“这是你婚姻生活里最重要的六星期，也是你今后六星期最重要的任务。”麦克纳马拉对于自己的手下，连最微小的关怀都不善于表达，这是他少见几次表现人性关怀的一次。这件事的起因还是蓝迪的安排，类似的事情是大家对蓝迪这么忠心不二的原因，他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你和你的家庭。柯理回忆说：“你要是替他工作过，他就把你当成他的人。”

　　蓝迪很乐意知道这些事情，他的手下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安祥地吃一顿家庭式晚餐，让蓝迪跟他们的妻子、儿女见面，后辈里很多人叫他“蓝迪叔叔”。即使是这种场合，也有精确的仪式在，蓝迪会在预定的时间到达和离开，他一定会刚好只喝一杯浓郁的威士忌，或十二年的巴兰亭酒。柯理回忆说：“我们都有一瓶好威士忌，都存着等蓝迪来家里。”某一次家庭访问时，蓝迪注意到柯理五岁的儿子玩一部庞帝克汽车模型，庞帝克是通用公司生产的一种汽车。

　　“吉米，”蓝迪问小男孩说，“你有别的汽车玩具吗？”

　　小男孩走进房间，拿出一部国际收割机公司的拖拉机模型。

　　隔天早晨，蓝迪看到柯理时，谢谢他邀请自己去吃晚饭，然后提起昨天跟小孩子的谈话，让柯理吃惊。

　　“柯理，”蓝迪教训柯理说，“如果你要替福特公司工作，你的小孩至少应该玩福特厂牌的汽车。”

　　行为规范

　　蓝迪在他手下的财务人员之间，实施强迫性的秩序和规律。在福特公司里，做事有错误和正确的方法，蓝迪通常会决定哪种方法是正确的，连保持铅笔心尖锐都包括在内。曾在福特公司财务部门做过一年，后来成为美国汽车公司总裁的梅尔斯，记得有一次蓝迪来到他身边，教训他怎么用铅笔。梅尔斯说：“他每说几个字，就把铅笔在手指间转动、转动，这样你以后一定只敢用削尖的铅笔写字。”

　　最重要的是，蓝迪坚持要用某些方式做报告，每份报告的文字资料本必须用黑纸和三个环子装订，强化纸张的环子必须贴在顶端和底部的孔上，报告的主要篇章必须用红色标签分隔开来，重要的章节必须用粉红色标签，附属的文件要用透明的标签。每次报告都是一场考验编好剧本的表演，最细致的细节都要事先做好，而且通常要在蓝迪本人前面预演过，连广告小册也要和蓝迪一起构思和检讨。对蓝迪来说，就是操作幻灯都很重要。他拒绝随便让任何人做这件亨，要求只能派手下聪明的企管硕士，来更换幻灯片和在银幕上用箭头指出相关数字。的确如此，在一次重要的报告之后大约三十年，蓝迪仍然记得替他操作幻灯机的副手叫什么名字，谈话时仍然特意提到这件事。

　　蓝迪亲自撰写和亲自报告财务检讨好多年，才开始把其中一部分授权给手下人报告，最后蓝迪完全退出这种事。但他总是对每份报告的内容和风格负有明确的责任，他有一组手下几乎不做其他事，只负责做检讨报告和份量可比博士论文的附属资料册。银幕上闪现一张幻灯片时，资料册翻开的两页上，对幻灯片上每一个可能引发质疑的问题，都准备了答案，目的是决不能让蓝迪措手不及。

　　他也坚持每一份检讨报告必须公正，必须不偏不倚。要是一位财务人员要攻击某一个部门，事前他必须把检讨报告拿给那个部门的经理看，让他们至少有权利回答。蓝迪也要求每一份检讨报告必须是根本形态的业务报告，必须简明和一针见血。大多数离开福特公司、到其他公司任职的财务人员都会同意，他们离开福特以后，从未参加过更有组织、更让人透彻了解的财务报告会议。

　　蓝迪不能忍受时间很长、很无聊的会议或演讲，他的手下席克理（Fred，Secret）回忆说：“他喜欢简单明了。我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傲，因为我不必花大多时间翻资料本就能回答外面董事的问题。我通常喜欢立刻回答问题，他们会问问题，我就不停地回答下去，自认做得很成功。然后我看到蓝迪在桌子的另一边，做出要我闭嘴的动作，这种事发生过不只一次。”

　　蓝迪像顽固的校长一样，特别注意别人的文法和句子构造，因为他手下做报告，最后负责的人还是他。他坚持手下要照他规定的标准，使用正确的文法，句子的开头绝对不能用“然而”，员工（employee）的英文字尾一定只能有一个 e，这是小学时一些严格的文法老师灌输给他的。他桌上固定放一本韦氏大字典（他拒绝用比较新的版本，因为他认为后来的编辑对文字大随便。）有一次柯理到他办公室，报告福特汽车事业处的状况，错误他说：“福特汽车事业处感觉..。”

　　蓝迪从椅子上跳起来，突然打断柯理的话，手伸到桌前，抓住柯理的西装翻领。

　　“柯理，”他说，“正如我感觉这个翻领，你报告里的字应该是相信，不是感觉！”

　　然后蓝迪双手抱胸，请柯理离开办公室。

　　蓝迪的手下经常接受评估，即使是在经理人大餐厅吃早餐时也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蓝迪会召集大约二十个人，来一次非正式的早餐聚会，大家谈些闲散、有趣的话题，看看日报，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蓝迪很重视这种事情。他很注重一个人在闲谈时应付聚餐的方式，他从他们怎么谈话和谈话的内容，判断他们的能力。一位财务人员说，“如果你是喝了第三杯咖啡才清醒的人，会发现在早餐桌上和蓝迪谈天说地真的不好玩。”

　　但是，蓝迪对手下在外面的活动不很感兴趣，除非他们的活动很有争议性，已经吸引了太多的注意；这是蓝迪的规矩和很多其他大公司的重要差别。在别的白领工厂里，一个努力往上爬的经理可能必须替共和党工作，或至少要捐出部分所得，他太太必须参加少年交响乐团委员会，因为这种事可以决定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在通用公司里，有前途的经理申请参加布隆菲山（Bloomfidld Hills）乡村俱乐部是一件大事，但在福特公司里，蓝迪手下不是这样。席克理回忆说：“蓝迪对你的政治立场的关心程序再低不过了，他也不在意你参加哪个乡村俱乐部、你和尊夫人支持什么慈善事业，你在办公室以外的时间完全是你自己的。”

　　虽然蓝迪在福特公司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似乎总是对隐身幕后感到满意，他拒绝受邀演讲，认为是浪费时间。福特公司委托艾伦·聂文思（AllanNevins）和法兰克·希尔（FrankHill）为公司立传。接受他们访问的十杰中，就以蓝迪说的话最少，希尔访谈蓝迪的记录只有三页，只是访谈米尔斯和菜特记录的三分之一而已。蓝迪对很多记者夸说他从来不同意接受访问，这点倒不是真的，但是他对媒体的不信任极深，深到让他相信自己从不同意接受访问的程度。实际上，他有一次接受《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访问，另外有一次，他同意接受《资本家》杂志一位记者的访问。但是记者来见他时，他拒绝让记者使用录音机，甚至不准记笔记。这次“访问”只历时五分钟，蓝迪就打发这位大吃一惊的记者走路。他给的唯一讯息是：战后使福特公司改头换面的是布里奇，不是十杰。

　　他说，他只有一次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有点价值的东西，是他刚被征召入伍，在新泽西州狄西堡当上等兵的时候。他拿了一份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生活》杂志，在冷冽的寒冬，坐在户外的厕所里，翻这本特别大的杂志，目光落在一篇文章和照片说明中。文章说迈阿密海滩众多休闲旅馆经过改造，变成了庞大的空军训练中心，照片显示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留在沙滩上、在豪华旅馆形状奇怪的游泳池里、或是在海浪中。下错，他要去迈阿密，就是这个饵把他吸引到桑顿的统计管制处去的。

　　有一次，《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把蓝迪叫做“怕出名的人”；蓝迪回想起布里奇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来，告诉他说：“这就是我所喜爱的名字。”蓝迪谈这件事时，眼里闪着光芒，因为他也责怪新闻界没有把福特公司成功的功劳，让福特二世分享到足够的光荣。蓝迪认为新闻界大在意多销售报份，以致于不关心事实真相，认为他们对福特的三个太太和福特喝酒的事比较有兴趣，对他的成就反倒比较没兴趣。蓝迪同意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的确很自傲地谈到他在后来的岁月，怎么说服福特不要像过去那样跟新闻界谈话。

　　蓝迪的分析能力虽然媲美麦克纳马拉，却从来没有麦克纳马拉那种过人的野心。他的确很满意自己在福特的权力，但是他也不喜欢出头，而且从来不追求总裁的职位。的确如此，一九六○年，麦克纳马拉被任命力总裁后，曾经试图把蓝迪调离财务部门的幕僚工作，调到现场部门，可能是当某个事业处的总经理，好让蓝迪得到直线上的经验。“这是有发展的调动，不是发配西伯利亚边疆地带。”福特公司一位高级经理人回忆说，“麦克纳马拉只是想拉他出来，让他有一天有资格当总裁，不过这是蓝迪最不想要的事情，他希望留在现在的地方。麦克纳马拉努力推动这件事，最后米勒告诉他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就要辞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蓝迪也会辞职。’他的话是最后通碟，麦克纳马拉当然不希望有结果，因此就放弃了。”

　　福特公司杰出的生产人员、后来被福特二世开除的艾科卡曾经嘲笑蓝迪这一点。他告诉蓝迪说：“蓝迪，在财务部门最棒的事是不必担心十天一次的报告，不必担心销售、设计，不必担心生产中断，你们这些家伙到底做什么事情营生？”

　　蓝迪在福待公司晋升到拥有庞大的权力，也跟他和福特二世的关系日增配合在一起。早年福特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蓝迪，虽然除了麦克纳马拉外，蓝迪的头脑不输任何其他人，但早年他的发展却落在后面。的确，有一次福特问一位高级经理人，蓝迪是不是同性恋，“我告诉他不是，我在蓝迪身上从来不曾观察到这种事。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过女朋友，但是女性喜欢有他作伴。有些同事出差时，他经常护送他们的妻子，或带她们去吃晚餐。”蓝迪自己相信他和福特的关系转机在一九六○年出现。当时他担任福特公司的会计长，福特要他在巴黎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最主要的演说。蓝迪回忆说：“演说极为成功，福特二世走上来说：‘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报告。，这件事以后，福特和我就成了好朋友。”

　　不只是这样而已，蓝迪还变成福特最喜欢的人。不到一年，福特就任命蓝迪担任公司的副总裁兼主计长，而且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蓝迪得到相当令人晕眩的新权力。一九六二年他成为财务副总裁；三年后，获选为公司董事，进入董事会；到一九六七年，成为执行副总裁。他和麦克纳马拉、甚至和米勒不同的性格特质，使他变得对福特极为可贵。他是彻底忠诚的人，对福特从来不会构成威胁，因为他从来不是想竞争最高职位的人，福特可以信任他的判断，因为他的意见不偏不倚，至少就野心这方面来说他是绝对的免疫。

　　造育英才

　　据说蓝迪把福特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一样保护，也有人说，福特没有问过蓝迪的建议或意见前，不会做重大的决定。他们变成了私谊密切的朋友，福特常常要求蓝迪做远超出专业关系以外的事情。某一个星期二，蓝迪打电话给在华尔街的一位重要关系人，要求他星期四飞到迪波恩，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华尔街这个人想不出蓝迪有什么理由需要这么急匆匆的开会，深怕自己要失去福特公司这家客户了。

　　吃中饭时他们闲谈一些平常的事情，像美国经济、华尔街、福特公司的展望、蓝迪热爱栽种玫瑰花的嗜好等等。他们什么事情都谈，就是不谈为什么紧急要求立刻会面的事。最后两个人叫了咖啡，华尔街这位仁兄变得更紧张，等待蓝迪把他开除。

　　“我猜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要你来，”蓝迪最后终于说，“对了，福特要我请你来，是因为托尼·傅斯曼（Tony Forstmann）想娶福特的女儿，请你告诉我傅斯曼不应该娶她的十个理由。”

　　这么多年里，蓝迪和福特二世只有一件事看法不同，就是对人事的看法。要是有人离开福特公司，到别的地方高就，福特认为他们都忘恩负义。蓝迪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如果你雇用的是人才，他们就会受到别人的欢迎。事实上，他希望雇用竞争者发现有价值和有吸引力的人，否则的话，他会认为所用非人。蓝迪最得意的手下吉尔摩（Alan Gilmour）说，“他觉得要是有人离开福特，但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就显示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得最好。”

　　蓝迪说：“我们经营一所高水准的商学院，从我们的旧人所得到的工作，我相信这是一所一流的商学院。”他似乎常常以他的“毕业生”的成就自傲，就像他以其他事情为做一样。他把财务部门变成一家公司里的学术机构，并且以供应最佳财务经理人给企业界著称。美国公司中，除了奇异电气公司外，可能没有哪家公司，能够夸称在吸引和训练财务人员方面，名声胜过福特公司。即使是通用公司、IBM、宝碱公司或可口可乐之流的大公司，也是一样。几十年后，到了一九九一年，《财务首脑》杂志（CFO）询问二百多位财务界观察家，问哪些公司在训练财务经理，储备财务首脑方面做得最好，结果发现，“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回答是福特公司和奇异电气公司，这一点是蓝迪留下的宝贵资产。

　　离开他的人有些成为教授和银行家，但大多数到其他产业担任重要职位。到八十年代初期，蓝迪估计有二百五十位以上的福特公司旧人，在其他美国企业里，担任副总裁以上的职位。从五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多达十六位福特公司的经理人受其他公司引诱，离开福特，直接当上其他公司的总裁。有一段时间，燧石公司、洛克威尔国际、堡德信保险公司、增你智、雷诺金属、航星国际、贝尔豪尔等大公司的董事长，都出身福特公司的财务人员。

　　他们把蓝迪的影响散布到远超出福特公司之外，及于全美国的企业界。他的人马协助改变了全录、增你智和燧石公司的企业文化，后来这些公司都遭到日本竞争者的蹂躏。原因之一是他们像福特公司一样，由只知道数字、完全不懂公司影印机、电视机和轮胎产品的人主控。因为不管蓝迪的人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散布注重数字和分析的观念，把十杰带到福特的革命理念传播开来。

　　六十年代中期到末期，有非常多蓝迪手下的财务人员离开福特，到全录公司去，以致据说蓝迪禁止手下人使用全录公司的影印机。全录公可像李腾工业公司一样，是六十年代的“奇迹股”。艾奇·麦卡德（Archie McCardell）替福特公司工作十七年后，在一九六六年离开蓝迪和福特公司，成为全录集团的财务与控制部门副总裁。梅尔文·霍华德（Melvin Hovard）也加入全录，担任首席财务主管。杰利·班奈特（Gerry Bennett）担任另一个重要的财务经理人之职。像麦克纳马拉一样咄咄逼人和严厉尖刻的吉姆·欧尼尔（JimOINeil），则负责销售重任。五年内，抽雪前的麦卡德被任命为首席营运主管。

　　全录公司的老人嘲笑这些新经理，叫他们“福特帮”。麦卡特这帮人很快就动手改变这家极为成功、飞速成长的公司的文化，“全录旧人认为这些搞汽车的人没有相同的价值观。”后来成为全录执行长的大卫·柯恩斯（DavidKearns）回忆说：“这些急切的福特帮野心明显，不过他们不是搞影印机的人，他们懂得的是他们自以为可以管理任何公司的系统，不管公司是生产汽车、瓶盖或影印机，他们的语言是财务怪胎专用的胡言乱语。”

　　这些福特人在全录的所作所为就像他们在福特的作法一样，在公司里制定秩序，引进严苛的财务控制，剥夺营运和行销部门的权力，把全录公司改造成一家以节省成本为职志的企业。柯恩斯回忆说：“有一阵子，欧尼尔建议我们在影印机里用塑胶铰链，以便节省一些钱，他像搞汽车的人一样看事情，这里省一分，那里省一分。但是这样没有道理，事实上塑胶铰链会从机器上脱落，必须改回用原来的材料。”

　　“另一次，我们要为一种新的影印机兴建第二座工厂，所有的财务分析都显示我们需要这座工厂，但是行销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不需要。我告诉欧尼尔，说我们永远不会充分利用已经有的第一座工厂，但是他置之不理，并且轻蔑他说：‘不对，数字显示这样，你的证据说明又是在哪里？’”

　　“柯恩斯，我们不需要任何证据说明，”我回答说，“我们卖不掉那么多机器。”

　　“到最后，工厂没有益，全录公司既有的一座工厂好多年里都相当空。有一年我们还在里面开股东常会，因为这座工厂从来没有用过。”

　　但更要紧的是，福特人发展出来的一个电脑模式象征了全录管理思维的改变，这个模式名叫“夏真”（Shazam），用来计算价格改变或新产品的影响。如果全录的行销部门想改变一种产品的价格，就必须提供多达三千五百个事实和假定，交给财务部门，以便电脑在一定的涨幅下，可以预测涨价对销售和利润的影响，并且算到小数第三位。“最后，财务部门开始不相信行销部门提供的假设。”柯恩斯回忆说，“财务部门会输入行销部门提供的数字，跑电脑模式，再用自己的假设跑一次，这一切都是为了争论一个针头上可以容下多少个天使跳舞。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为极度操纵的无聊事情，这样说确实有几分道理，谁会知道每件事背后所有潜在未知的基本假设。”

　　像在福特公司，全录最了解客户的行销经理在这场战争中，败给拥有所有数字的财务人员。现在你去开会，腋下必须夹着电脑印出来的报表，全录行销人员变成比较常和财务部门作战，比较少和市场作战。柯恩斯说：“这里从专注市场和自然的地方，变成极为复杂和属于财务人员的地方。”

　　全录公司像福特公司一样，失去了和客户的接触，地位急剧下坠。全录在七十年代初期，占有 80％以上的影印机市场，后来市场占有率居然暴降到50％以下，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就是福特来的财务人员的杰作。

　　不管是在李腾工业公司的桑顿，或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或是在福特公司的米勒和蓝迪，十杰这批人无意间成为主宰企业思考的管理神学宗师。这种转变的整体影响在六十年代初期还不明显，美国仍然处在战后令人惊叹的繁荣浪潮中，有些地方出了问题的初步迹象才开始出现。

　　迹象之一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出现，蓝迪坐在玻璃宫的经理人餐厅里，准备和其他早起的人一起吃早餐。

　　麦克纳马拉巡视被战火蹂躏的丛林两天后，在西贡美国大使官邸客厅举行记者会。那天上午麦克纳马拉没有刮胡子，穿着发皱的卡其上衣、长裤和肮脏的徒步靴。“除了进展和未来有希望继续进展的迹象之外，我没有看到别的东西。”他告诉心存怀疑、不相信他这种乐观评估的记者。《纽约时报》一位记者不能相信麦克纳马拉的乐观，记者会结束后，冲到屋外，在麦克纳马拉这位国防部长要钻进汽车时，强留他谈话。

　　“我不会引用你的话。”他说，“这个问题不列入记录，因为我希望知道真相。你怎么能对我们刚刚开始打的一场战争这么乐观？”

　　麦克纳马拉没有一丝怀疑，也没有一刻迟疑，转向这位记者，说出类似他几年前对福特公司里很多敌人所说的话。“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数量指标，都显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这位记者还来不及质问他的说词，他就迅速跳进他的大轿车后座。车门砰的一声关起来，车子向机场疾驰而去，一架四引擎的喷气机会载他回华盛顿。麦克纳马拉变成了自负、自信和极度乐观的受害者，而过去利斯这样的心态却是他私下痛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