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纳马拉恢复人性吧！

　　——反战游行示威标语

　　哈佛广场上树木光秃秃的，树叶洒满一地，生动的红色和黄色褪去，转成没有生气的褐色，寒冷赶走了校园里的飞盘和足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是星期一，就像哈佛学院任何一个上课的日子一样，不同的是麦克纳马拉这一天来校园访问。

　　他以新设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第一批荣誉院士身分，回哈佛大学来，这天他的行程大致填满了研讨会和演讲。早上早些时候，这位国防部长闲步走过广场，走进布雷妥街（BrattleStreet）一家书店，就像三十年前在商学院当讲师时一样，买了一本诗集。他在这里引来了一群温文有礼的群众，他们绝对不像现在聚集在昆西楼（Quincy House）外面的群众一样。他在这幢高大的摩尔亚式砖造大学部宿舍里，刚刚对他亲自挑选的五十位学生演说。在这个凉冷的十一月里，他的出现产生了一些热度。

　　反故示威

　　他在昆西楼的会场里，从头到尾都听得到街头传上来的抗议声音，宿舍大楼窗户垂下很多写了黑字或红字的白布招，有些表示支持，有些反对美国参与越战。

　　“越南：美国外交政策的惨剧”

　　“以杀戮换取和平”

　　“杀死越共，支持麦克纳马拉”

　　“烧死民主社会学生会！”

　　麦克纳马拉有理由认为他哈佛之行可能因一件事故搞砸。一个多星期以前，他收到民主社会学生会的电报，邀请他和姑息主义杂志《兰巴兹》主编希尔辩论。这个团体认为不应该容许麦克纳马拉利用哈佛，作为推销政府越战政策的论坛，却不必面对反对阵营的挑战。消息从华盛顿传回来，说麦克纳马拉婉拒邀请后，民主社会学生会领袖呼吁在他访问期间，举行一场“妨碍性示威”。计划在昆西楼外面，利用学生构成的人墙拦截麦克纳马拉，迫使他和希尔面对面做非正式的辩论。麦克纳马拉星期日晚上到达波士顿时，天气寒冷、细雨靠靠，却已经遭遇第一次对抗，有一个团体交给他一份请愿书，上面有一千六百位学生签名，呼吁举行他拒绝参与的辩论。

　　隔天，有三百个青年聚集在昆西楼外，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脸孔，头发剪得很短，看来和麦克纳马拉当学生时实在没有太多差别。这时还是反战运动的发初期，是非暴力的时代，后来抗议才变得比较激愤，比较狠辣；这时政府甚至还没派秘密勤务局的干员保护麦克纳马拉，而且这群哈佛的群众里，支持者几乎和反对者一样多。示威的气氛相当融洽，有一个学生回忆说：“相当像和那鲁大学校际赛的啦啦队。”

　　不过，安排麦克纳马拉访问的单位不希望有冲突，警察安排了两组由其他人离开的烟幕措施，另外导引麦克纳马拉穿过昆西楼的地下室，走到密尔街，冲进一辆大学校警的警车里，准备载他到哈佛商学院去。但是这部车走不到几英尺，就有二十五个示威者自行倒在前后轮下，迫使汽车停下来。

　　更多示威者迅速向汽车集中，有人紧握拳头敲击车窗，麦克纳马拉只和一位警员坐在车内，车窗升起，车门锁紧。示威者开始摇晃汽车，想把麦克纳马拉弄出来。鹰派示威者想把鸽派示威者拉开来时，徒手冲突爆发了。麦克纳马拉起初试着不看车窗外，但是后来也忍不住了，叫声、辱骂声、车顶和车下的人体迫使他往外看。他看到了可怕的景象，他们在笑骂他，这些中上阶层的子女抓着车子，催促他出来辩论。

　　“我在柏克莱校园过了四年最快乐的时光，做的事情和你们此时此地的行为一样。”麦克纳马拉反击群众说，“但是其中有个重大差异，就是我比较坚强、比较有礼。”

　　向前移动的群众里嘘声大作。

　　“凶手！”

　　“法西斯！”

　　“我当时比较坚强，”麦克纳马拉的吼声盖过抗议声，说：“而且我现在也比你们坚强。”

　　重创人类电脑

　　这些话只是招来更多骚扰，甚至招来哈哈大笑，就像这场抗议打开了麦克纳马拉脑里的开关一样，使他从原本冷静、理性的神态中，展现出奇怪的男子气概。他似乎觉得有一种奇怪的需要，必须保护他的荣誉，反击群众的嘲笑。被某个观察家称为行动 IBM电脑的麦克纳马拉变得过热，而且变得言过其实了，因为他在柏克莱时，几乎不参加任何示威之类的事情。在旧金山大罢工时，有些加州大学的同学志愿在煮汤的厨房里，协助示威者，但是麦克纳马拉不在里面。

　　现在血液流到他脸上，使他面色通红，很多学生在电视上的五角大楼记者会上，看过他戴着没有边的眼镜、头发往后梳的整洁面貌，听过他在电视上严肃有力的声音。他总是挺直他站在标示国防部的讲台后面，拿着长长的指示木杆，指着河内和海防。有些学生认为，他的脸比电视新闻看到的还胖。还多肉，示威的激昂程度和火气使他震撼，他已经失去了自制。

　　“你们听着，”他说，“你们安排一个非暴力的聚会，我会来参加。现在我在河对岸有一个会议，不能留下来。”

　　可是喧闹的群众越挤越紧，车子四周挤满了示威者，麦克纳马拉根本不可能离开。警察事实上已经莫可奈何，麦克纳马拉刚刚从巡逻车下来，这部车现在被尖叫的群众推挤。一位警察无法接近麦克纳马拉，嘶喊着说：“我们必须留在你附近。”麦克纳马拉被困住了，被骚乱的人潮淹没了。

　　“好吧，朋友们，”他用试图安抚这些人的口气说，“我回答你们一两个问题。但是请记住两件事，第一是我们处在混乱的人群里，可能有人会受伤，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伤；我在五分钟里，在河对岸也有个约会。”

　　哈佛大学民主社会学生会主席安萨拉抓起麦克风，从群众中喊叫着说了几个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美国人，这场战争是以内部革命的形式，从一九五七年和五八年开始的？”

　　几个问题。

　　“对，不过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一位示威者尖叫着说。

　　“国际管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那是侵略，”麦克纳马拉反驳说，有点奇怪地想导入严肃的辩论，“报告可不是我写的，你们该做的是读这份报告，你们没有读过，要是读过，你们显然不了解报告的内容！”

　　“我们看过。”另一个声音吼叫着。

　　麦克纳马拉气得脸孔发红，吼着回答。

　　“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上来这里，因为你们似乎已经有了全部的答案。”

　　别的人吼叫其他问题，最后有一个问题传进他耳朵。

　　“有多少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被杀死了？”一位学生问。

　　麦克纳马拉复述了这个问题，说这是“公平的问题”，并且改说成“南越人死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知道？”群众里另一个声音叫道：“你们不在乎吗？”

　　这时，十个警察构成的楔形已经推进群众里，在麦克纳马拉四周形成警戒线，他们替他开道，让他匆匆进入赖佛端大楼餐厅。两个警察挡住了大楼的门，学生在后面推挤，试图跟着麦克纳马拉进去。但是有人带着这位国防部长，穿过大学的地下蒸气孔道，进入一部哈佛大学的警车，从混乱中逃走。

　　与众不同

　　对麦克纳马拉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经验，特别是因为他长久以来自诩是前进份子，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哈佛。他十六岁在一艘货轮上工作时，就加入了工会，他很可能是第一位成为哈佛商学院教员的工会会员。一九四○年威尔基和小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哈佛商学院的哈伯斯新闻举办了一次投票，以便判定教员在总统选举中会怎么投票。结果唯一让人惊奇的是在大约一百位教授中，有两个人有勇气投给小罗斯福。朱柯特（Eugene Zuckert）那时和麦克纳马拉同在哈佛任教，他记得这次投票，因为投票结果在教员俱乐部引发了一场奇异的猜测游戏。他说：“资深教授像平常一样，坐在大沙发上，啄饮着咖啡，有一位教授说：‘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怕斯新闻的投票结果，九十八比二？’”

　　“‘你猜那两个人是谁？’”

　　“我说：‘噢，有一位是哈斯。’一位教授大叫说，‘他是大笨蛋！他一定会投给小罗斯福，但第二个人是谁呢？’”

　　突然间，他们看着朱柯特，因为他刚刚离开小罗斯福总统“新政”设立的机构证券管理委员会，来到哈佛大学。

　　“‘朱柯特，一定是你。’一位教授指责说。

　　“我说不是我，我知道这不是秘密投票，但是我后来发现是麦克纳马拉，我们总是觉得他有点不同。”

　　麦克纳马拉也这样想，那时他是学生喜爱的老师，深受学生欢迎，可以踏进哈佛大学的教室，靠他的才华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传说他保有一堆适合每一种教学状况的笑话，就像他典型的行事作风一样。他会在三乘五的档案卡上，记下某个笑话试验的日期和引发的效果，记下像“羊——洋鬼子——大笑声”之类的文字。那时学生喜爱他，哈佛也喜欢他。

　　哈佛跟安贺斯特学院或纽约大学不同，哈佛对他深具意义，他到剑侨的哈佛校园时，就像回家一样。他和玛姬在这个人口稀疏、费用低廉的地方，开始共同生活，要不是玛姬的身体不好，这里是他打算战后回来展开一生志业的地方，要不是桑顿说服他另谋发展，这里是他要来的地方。现在他悲伤地发现自己在这里不再受欢迎。

　　抗议过后，哈佛学院院长门罗（John U. Monro）博士写了一封道歉函给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告诉他没有必要道歉，“偶尔我们都会让自己的热情逾越判断，”麦克纳马拉写道，“但是这种行为上的越轨不应该成为压制异议的基础——异议是各地自由人的特权和保障。”但麦克纳马拉的朋友回忆说，私底下，这次事件使麦克纳马拉深受伤害、深感困窘。很多年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麦克纳马拉重新在公众场合露面时，曾经到过八九个大学的校园，他告诉一位记者说：“没有任何反对我的示威。”

　　哈佛这些学生不知道一点，他们的示威更加强了麦克纳马拉私下对越战的很多怀疑、恐惧和挫折。后来在魏摩兰将军控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诽谤的官司里，他作证说他“不到一九六六年中”，或“早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就获致这场战争在军事上不可能打赢的看法。在公开场合里，麦克纳马拉不承认这种疑虑，私下和约翰逊总统在一起时，他仍然是鹰派。哈佛大学这场对抗前不到一个月，他再次视察越南后，还对越战发表了大致乐观的评估。

　　同一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他也写了一份严肃的备忘录给约翰逊总统，说：“越战可以在今后两年完满结束的展望不佳，大部队作战很可能做不到这点，谈判很可能也做不到。虽然我们应该继续遵循这些路线，设法在短期内求得解决，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这些方法只是可能成功，不是很可能成功。”

　　“解决之道在于公开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并且立刻采取行动。在十二到十八个月内，用这种行动，清楚地向美国人民证明战事持续的费用和风险，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证明成功的模式已经找到、而且战争结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投入越战

　　越战已经变成折磨麦克纳马拉的困境，在一九六一年初，越南这个东南亚国家明显的只列为低度优先问题。事实上，他把越南交给副手吉尔派崔克负责，但是在他担任国防部长的第一年里，随着越南危机升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敦促麦克纳马拉派遣战斗部队去越南，到了十月，肯尼迪总统派了很多军事顾问，去越南进行探索事实的任务。

　　这些行动促成肯尼迪的特别军事代表泰勒的一份报告，改变了美国参与越战的方针。泰勒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建议派遣八千名部队去，他写道：“没有这批部队，我不相信我们解救南越的计划会成功。”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警告说，如果南越政府不同时改革，他反对派遣军队。五天后，麦克纳马拉呈给肯尼迪总统他第一份有关越南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反映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骨牌效应”的信念，也就是南越陷落会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情势严重恶化，而且美国如果不派战斗部队去，不太可能防止南越沦陷。麦克纳马拉显然认定需要的部队远超过最初建议的八千人，他写道：“我相信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在东南亚战场所需要的美军最多不会超过六师，大约是二十万五千人。”

　　不过从那个时候起，麦克纳马拉迅速地带头负起越南问题的责任，他向肯尼迪自动请求，说要把越南问题当作他的特别专案。突然间，美国塑造越南政策的主要责任转到他身上，而不是国务卿鲁斯克。

　　就像他的天性一样，麦克纳马拉接下责任，成为处理越南问题小组里的主导角色。吉尔派崔克说：“如果他参与什么事情，他不是总揽其责，就是把事情完全交给别人，他不乐意成为一个团队里的小角色。而且他第一次去越南时，花了很多时间接触吴庭艳，带回来非常好的印象。”

　　越南变成麦克纳马拉具有彻底信心的问题，“他自己觉得非常有把握，”吉尔派崔克回忆说，“他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责任，因为他知道总统对整个行动很勉强。你把他和泰勒加在一起，就是相当强而有力的结合，国务院里没有人真正有胆识或能力能跟他们对抗，”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越共一直在削弱南越部队的情势才变得明显。这年一月，麦克纳马拉告诉约翰逊总统，说战事的进展恶劣，主张加强运用美国的军力，迫使共产党人改变政策，或得到通过谈判撤军的机会。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越共攻击美军在百里居的设施，杀死七位美国人后，约翰逊总统下令对北越实施报复性空中攻击，随后很快又开始日常的轰炸。三月初，两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匆匆在岘港南方海滩登陆，表面上是说要防守那里的空军基地。

　　随着冲突升高，魏摩兰要求加派二十万美军到越南。当时的海军部长倪兹视察越南回华盛顿后，对于美国在越南的状况持高度怀疑态度，认为需要加派的美军远超过二十万。他告诉麦克纳马拉，说他怀疑越南是否值得美国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资源。

　　“部长惊讶地看着我，问我是否建议我们从越南撤退？”倪兹回忆那次谈话说，“我回答说我当然认为不应该增派二十万部队去，因此我的确是建议我们撤军。”

　　“他用锐利的黑眼睛紧盯着我，问道：‘如果我们从越南撤军，你相不相信共产党人会在其他地方试探我们？’”

　　“我回答说相信。”

　　“‘你能预测在哪里吗？’”

　　“我不情愿地回答说不能。”

　　“‘不，我不能确定。’我沮丧地说。”

　　“听到这句话，他眼睛发亮，同时对我失去了兴趣，他说：‘你没有提出替代方案。’我看得出来，就他而言，这个题目已经结束了。”愈陷愈深

　　魏摩兰的请示还放在桌上，麦克纳马拉决定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中，到越南视察五天，亲自再评估一次。他在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回美国，这一天代表白宫开始一段令人困扰的漫长辩论，或许有人会不同意，不过这次或许是有关越战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一次对话。麦克纳马拉从西贡回美国的途中，写了一份备忘录，赞成魏摩兰的要求，他写道：“美国舆论会支持这种行动方针，因为这是合理、勇敢的军事政治方案，用意是要促成越南政策成功，而且可能成功。”

　　那天下午在内阁会议室里，麦克纳马拉敦促约翰逊总统行动。对战事进展悲观的麦克纳马拉建议约翰逊，在十月一日前，额外布署十万部队，并准备在一九六六年加派十万人。他建议总统，寻求国会批准他召集二十三万五千名后备军人，使常备的武装部队增加为三十七万五千人，而且把空袭北越的次数从每月二千五百次增为四千次。

　　麦克纳马拉的立场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包尔在约翰逊和肯尼迪两任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时，就长期独力推动反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奋斗，这时他强烈反对再增兵。“我们不可能获胜。”他告诉大家说，“我们顶多只能希望有个糟糕的收场。”

　　他以前和麦克纳马拉对抗过，九个月前他送给麦克纳马拉一份很长的备忘录，质疑麦克纳马拉越南政策中的每一个重大假设。对于有人居然这么突兀地质疑他的立场，麦克纳马拉深感震惊，也暗示包尔把这种疑虑形诸文字失之轻率。在二月初包尔把备忘录交给约翰逊总统之前，这份备忘录毫无效用，等到总统和麦克纳马拉都知道了他的意见，包尔于是把自己的立场再略述一遍。他回忆说，麦克纳马拉的回应是“举出令人目眩神摇的事实和统计，证明我夸大了我们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至少他用微妙的方式，暗示我不但是有偏见，而且资讯错误。”麦克纳马拉赢得了胜利，会议结束了，包尔期望他的备忘录会引发重新检讨的希望落空。

　　现在在内阁会议中，约翰逊的主要顾问彭迪（McGeorgeBundy）、鲁斯克、洛奇（Henry Cahot Ledge）、接着是麦克纳马拉，一个接一个质疑包尔对越战的悲观评估。“这和我们国家的荣誉息息相关。”麦克纳马拉坚持说，“我们撤退会促使共产党开始进一步的试探，我们会丧失整个东南亚。我觉得遵循我的方案的风险，摩尔·包尔大大地夸大了。”隔天，辩论重新开始，这次是和赞成魏摩兰要求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争辩，约翰逊总统显然被难以抉择所困，一度转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魏摩兰的请求表示我们陷入新的战争，”他说，“这样是从跳水板跳下去了。”

　　麦克纳马拉很快地回答了一段话，这些话是柯立福（ClarkClifford）以约翰逊的非正式顾问身分，和约翰逊聚会时，谈到他所听过他认为最极端的“骨牌效应”。

　　“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都是最迫切的风险，”麦克纳马拉陈述说，“两三年内，共产党的控制就会到达这些地方。但是连锁效应在日本和印度会很大，我们势必要放弃一些我们的基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Ayub Khan）会向中共接近，希腊和土耳其的立场会转向中立主义，共产党在非洲的煽动会增加。”

　　一直到星期日很晚，柯立福在大卫营众多建筑物中的白杨楼起居室里，跟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聚在一起时，越南问题才拿到台面上来。他们围着一张长方形的餐桌坐定，两位菲律宾女佣送上一巡饮料，柯立福慢慢地以外交官的风度，陈述他反对麦克纳马拉的立场。

　　“我不相信我们能赢，”他说，“如果我们加派十万军队去，北越会派同样多的人和我们对抗。如果我们赢了，我们会面临长期占领和不断的困扰；如果我们大量增加武力后不能取胜，就会变成天大的灾难，我们在越南可能损失五万人以上。这样会毁了我们..除了灾难外，我看不出我的国家会得到什么。”

　　约翰逊再转向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强有力地反驳说他不同意柯立福，也不同意他对在越南成功机会的评估。他辩论说，如果不加派美军，南越会沦陷，这样会使美国在全世界受到伤害；麦克纳马拉说，如果美国要避免迅速的失败，势必要增派部队。

　　对约翰逊总统来说，这种争辩太熟悉了，他阻止了进一步的辩论，也没有透露他的立场。这个周末过后，会议继续在白宫召开，但是辩论的题目从越南政策，变成确切派兵人数和如何公诸于众的细节。约翰逊总统表面上已经下定决心，七月二十八日，约翰逊总统在记者会上透露了增兵的事情，一星期来令人困扰和严肃的辩论就此结束。虽然他秘密批准在年底前增兵十万，而且一九六六年可能再加派十万，但是他在记者会上只提到增兵五万，还坚称加派部队“不表示政策有任何改变。”

　　事实上，这个决定会成为美国介入越南的转折点，越战现在变成美国人的战争，而且信心超强的麦克纳马拉会领导这场战争。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当时美国在南越只有不到两万人的军事顾问，麦克纳马拉就公开预测，说美国在越南的主要军事任务可以在一九六五年底结束。但是，他在一九六五年主张大规模升高越战，最后使美国在越南的战斗部队增加到将近四十万人。他还预测需要派遣更多的部队去，并且伤心地承认“我过去没有证明我作了最可靠的预测。”

　　草菅人命

　　身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主导和主张派遣庞大的军队，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已经使他在华盛顿成为越战事务的领导人物，成为军方和总统之间的裁判。他经常视察越南，使他在电视上受到广泛的注意。高级将领总是引导他，根据受到严密控制的行程表行动，简报时总是推出演练熟练的年轻军官、配合放在他前面的乐观评估。在麦克纳马拉这么多次的视察中，他看到他们要他看、而且假设是他想看的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努力打破视察的形态，寻找越南最通晓情势的人。

　　他想为这场战争建立衡量指标的希望广为人知，而且公开受到攻击。在早期的反战示威中，有一块标语牌写着“麦克纳马拉恢复人性吧！”麦克纳马拉后来解释说，“统计不过是传达资讯的工具，对资讯的认识经常都不精确；能够得到越广泛的资讯越好。”

　　魏摩兰将军说，麦克纳马拉和助理“不断索求更多的统计。”麦克纳马拉对数字的信心让当时的国务卿鲁斯克深感怀疑，“我和麦克纳马拉有个意见永远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对统计方法的深深依赖，”鲁斯克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有时候，他试图把我认为不能量化的若干因素和价值，都简化为数字。”

　　有一位麦克纳马拉的手下回到哈佛商学院，有时候，他在教室里解释“资金流量”时，会引用国防部里一个相同的工具。为了协助判定越南发生的事情，五角大楼有人使用一种叫做“人员流量”的图表，图表上有一栏叫做“兵员来源”，列出士兵从何而来，另一栏叫“兵员用途”，列出士兵到哪里去了，在“用途”的数量超过“来源”数量时，国防部就必须要求增加兵员，弥补差额。这整个概念让他的一些学生觉得恐怖，六十年代在哈佛读书的柯恩（Peter Cohen）回忆说：“班上有一种大惑不解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人命只等于区区两栏而已。”

　　约翰逊总统喜欢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带着显示美国打赢战争的统计，如有关吨数、轰炸状况，敌人投诚数字和杀敌人数。所有从战场传来的数字中，杀敌人数是最有争议性的数字。在越战里，五角大楼无法用打胜的战役和取得的土地，来衡量战事的进展，因此杀敌人数成了奇怪的指标，变成衡量这场“消耗战”的统计。每天晚上，这种数字会像麦克纳马拉本人一样，成为这个时期电视上持久存在的影像，电视上新闻主播克朗凯和杀敌人数总是同时出现。

　　这种统计最初由战场上班或军排的层级发出，再透过官僚体系往上送。每经过一关，数字通常会增加，一直到抵达麦克纳马拉在华盛顿的办公桌为止。然后他会花好多小时，研究这些数字，设法用统计来量化战争，但是这些资料是管理大师明兹柏格所称“稀薄”资讯，具有加总、分析和分离的属性。这种资料缺少“厚实”资料更为珍贵的性质，厚实资料富含细节和生动色彩，根本不能量化，这种细节必须由亲自参与其事的人在现场发掘而来。明兹柏格写道：“在越南，资料来源是农民脸上的表情；在企业里，资料来源是顾客的意愿、工厂的气氛和种种复杂的科技变化。”

　　麦克纳马拉设法使杀敌人数尽量可靠，规定只有“战斗年龄的男性、确知带有武器的男性或女性”，才能够计入杀敌人数里。可是每一具敌人尸体记录时，并没有由步兵在近距离检视过，而且每一具尸体也没有标记过，以防止重复计算。麦克纳马拉规定如果从空中计算合乎他的标准，那么在“合理的怀疑范围内，可以从空中计算杀敌人数。”

　　总而言之，到了最后，这种统计从哪里起源已经变得不怎么要紧了。营级固定夸大从连级来的数字，团级再提高从营级来的数字，然后数字还会再提高，好涵盖炮火和空中支援所造成的死亡估计。计算错误很常见，原因包括重复计算、计入平民、坟墓，或根本忽略麦克纳马拉的精确规定，这一切都起因于战场上夸大敌人损失的压力。毕竟夸大的战果让每一个人都高兴，夸大敌人的伤亡不会有惩罚，低估却可能导致严厉的质疑。

　　如果你相信官方的数字，那么“杀敌比率”是二点六，也就是每一个美国或南越士兵阵亡，相对地，就有二点六个越共或北越士兵被杀死。魏摩兰将军的情报主管在一九六七年中报告，说他搜查了七十份被俘敌人的文件，证实一九六六年的杀敌人数误差在百分之一点八之内。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室检讨同样的文件后，表示当年的杀敌人数至少夸大三成以上。

　　即使能够确保数字的精确性，仍然不会有什么差别。一九六六年里，估计敌人的死亡人数是五万五千人到七万五千人，军方相信敌方不可能继续承受这样的损失；下一年，估计的敌人死亡人数倍增，敌人的侵略却没有明显下降。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情势变得很清楚，北越可以承受每年高达二十万人的损失很多年，因为北越可以只选择时机和地点对他们有利时才战斗，借此控制损失，美国决不可能赢得这场消耗战。

　　慢慢地，麦克纳马拉变得越来越不信任军方的报告，就像他对福特公司现场传来的很多数字不信任一样。他开始了解，堆积如山的统计和对抗疯狂敌人的丛林游击战之间，关系相当薄弱。“你不可能把敌人的数目、渗透的水准、杀敌人数和结果的数字凑在一起。”他后来承认说，“根本就凑不到一块儿，我从来没有真正得到答案过，因为根本没有答案。”

　　在小小的核心同事范围之外，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很多手下才俊，都不知道他对这场战争的真正想法为何。

　　在华盛顿之外，麦克纳马拉保守的十杰朋友大致都支持这场战争和他的努力，只有桑顿算是被官方扯进去。麦克纳马拉为了得到有关越南不偏不倚的看法，向桑顿求助，问他能否在一九六五年圣诞节前不久访问越南，从事特别任务。美国在越南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大规模的安抚平民计划，意在争取乡村农民的支持。这个计划由国务院国际开发总署监督，约翰逊总统关心这个计划的进展，要求麦克纳马拉做一次不偏不倚的评估；于是桑顿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商人易奇纳（Emersonltschner）一起走访越南，易奇纳曾经在陆军工兵部队当过三十七年的军官。

　　桑顿出发赴亚洲以前，先到华盛顿，参加国务院和白宫一系列的简报和任命。这时反对越战的声音才刚刚出现，民意调查没有显示任何广泛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反战团体主要是由逃避征兵的人组成，不然就是执行共产党计划的不满份子。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战斗部队介入前撤退。

　　钦差大人

　　他们看到的越南是个贫穷、值得同情的国家，人口大部分是表情冷漠的农民。他们飞到南部鱼米之乡的中心城市、后江江边的芹苴市，去访问由美国安抚计划兴建的学校。他们坐车经过大片稻田中的一群农民时，国务院的陪员说：“你看他们，白天种水稻，晚上埋地雷。”

　　桑顿回美国前，对这场战争已经怀有恶感，他认为一旦美国决定支持南越政府，就应该火速派遣压倒性的部队，迅速结束战争。桑顿告诉他儿子恰克，说这场战争毫无希望，他儿子吓了一跳，因为桑顿始终是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强烈支持这场战争。“他有些地图，显示只有 15%的领土受越共控制，”小桑顿回忆说，“美军一离开，越共就重新占领，家父说过：‘15％的人民相信可以打赢这场战争，15％的人不相信会赢，其他人根本毫不理会，这就是越南的真相。’他相信没办法打有限战争，因此美国的策略毫无希望。”

　　桑顿遇到的人士气低落，他们追求的安抚目标错误之至极，特别使桑顿感到震惊。他在访问报告里写道：“我们用不着鼓励，就有多得惊人的工作人员，严厉抨击他们自己的组织，显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全成功。”

　　桑顿认为，国际开发总署大规模的农村电化计划是彻底的浪费，这个构想显然是在华盛顿规划出来，再强加在越南的国际开发总署官员身上。他指出，这个计划耗资五百万美元，只能供电给两千人，每一个顾客的成本是二千五百美元，他认为这个计划要是有什么成就的话，就是正好提供足够的光明，让越共更容易辨认和攻击目标。桑顿写道：“顾客第一年平均消耗的电力，用六十支光的灯泡计算，每晚点不到四小时，对于作战的贡献应该是负面的。”

　　桑顿把他的想法告诉麦克纳马拉，并且很快就在写给当时约翰逊总统特别助理彭迪的信里，进一步探讨这件事，他说：“在赢得民心方面，我们硬把美国的标准套用在他们的需要上，这样如果不是使工作变得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的组织过于庞大，计划过于大型，而且觉得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成就，就会使我们的努力变成微不足道。要了解草根的越南人，就是要在他们的环境里协助他们，并且给他们信心，说我们了解他们。”

　　麦克纳马拉虽然工作勤奋，仍然和十杰中的好几位成员接触，的确如此，有一次在摩尔家里的晚餐聚会中，他的心情似乎很愉快，利斯的太太玛克辛从密执根州来华盛顿参加聚会，桑顿夫妇、麦克纳马拉夫妇、当时的空军部长朱柯特和太太都到场。晚餐时，朱柯特和麦克纳马拉都大笑着说笑话，计划打一场壁球，赌注是朱柯特所希望的好几万额外的部队。麦克纳马拉开玩笑说，如果朱柯特能够打败他，就可以得到额外的兵力。这只是桌上的闲谈，是轻松气氛下的俏皮话，玛克辛却感到困扰。事实上，朱柯特因为麦克纳马拉的缘故不能打壁球。他们起初在五角大楼共事时，会聚在一起打几局剧烈的壁球。但是麦克纳马拉只会一种猛烈的速度，曾经和朱柯特互撞，撞断了他的足踝，使他拄着拐杖，跛了十二个星期，从此不能再打壁球。这种笑谈虽然温和，却是麦克纳马拉在不公开场合表露因为越战所带来的郁闷。

　　民心向背

　　即使在越南悲剧吞没麦克纳马拉和美国时，和他同一代的企业领袖仍然极为尊重这位国防部长。他比美国任何其他高级经理人，都更能具体表现什么是现代专业经理人。一九六七年，密执根大学调查了四百多位经理人，发现麦克纳马拉和福特二世、保罗·盖帝（Paul Getty）、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和大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同列“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家”。

　　但是美国出现了一些变化，麦克纳马拉和很多体制内的人却不能清楚地看出来。战后时代抒情式的天真和乐观特征慢慢消逝了，他们那一代朝气蓬勃的音乐从收音机和唱机里消失，取而代之的音乐，十杰几乎都认为是噪音。不像山屋之舞（CasaLoma Stotmp）或金玉其外（All That Glitters）那种欢庆的音调，而是关心社会的愤怒歌声、反对体制的歌声，麦克纳马拉甚至发现自己成为一首抗议歌曲的名字。这首歌是赛门和葛芬可二重唱所写的《麦克纳马拉如何让我屈服》（How I Was RobertMcNamara’d Into Submission）。

　　越战不只开始拆散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侵入麦克纳马拉的私人生活，从一开始，越战就确实是他的战争，支持者提到被征召入伍的人时，说他们是“麦克纳马拉的人马”。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就是东京湾事件导致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在越南部署军队前五个月，俄勒冈州参议员韦恩·莫斯（wayneMorse）就开始把越战叫做“麦克纳马拉的战争”。随着战争持续下去，新闻界和国会山庄很多人都用起莫斯创造的名词，约翰逊总统对此深感困扰。在一九六六年初告诉内政顾问柯里法诺（Joseph A. Califano）说：“他们会摧毁这个人，这不是他的战争，如果要说这是谁的战争，应该说是我的战争。我们该阻止他，要他别再大谈这场战争，而且我会为这场战争辩护，让我们把它变成总统的战争，而不是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麦克纳马拉在公开场合里，坚持说这个别称并没有困扰他，起先他甚至运用一点幽默感，来减轻这种称呼带来的负担。他在华盛顿的一次化装晚会里，穿着一套盔甲，表示他可以冲淡自己持续受到的批评。在他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框好的林肯总统的名言：“如果我要看完所有对我的攻击，更别说是回答了，或许这个店应该干脆关门，另谋营生算了。我尽力就我所知道的，做出最好的表现，而且我打算这样做下去，到结束为止。”

　　对麦克纳马拉来说，结束越来越近了。很多时候，越战似乎极度折磨他，使他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国务卿鲁斯克回忆说，“越战导致的死亡、破坏和痛苦就把他折磨殆尽，他为了这场战争备感痛苦。”这种痛苦影响他太太玛姬，玛姬的健康开始恶化。“玛姬和孩子们很难承受，”和麦克纳马拉同在哈佛教书、又在国防部共事的安东尼回忆说，“有一天，他真的告诉国会某个委员会，说这个委员会几位委员对他的批评伤害了他的家人，他说：‘昨天晚上我回家，犬子正在为这些话痛哭。’”他儿子柯雷不久之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美国国旗倒挂。有一天，他承认他父亲看到他在看大卫·哈伯斯腾（David Halberstam）写的《最优秀聪明的人》（The Best and theBrightest），深感尴尬，这本书记述并且严厉批评麦克纳马拉在越战中的角色。到了七十年代，柯雷变成加州和平运动的领袖之一。

　　麦克纳马拉身上的压力逐渐增加，他在美国众议院议场上被讥评为“罗伯特·万事通·麦克纳马拉”。他的助理部长兼知交的约翰·麦诺顿（JohnMcNaughton）因为飞机失事，和妻子儿女一起丧生。玛姬的溃疡出血变得极为严重，必须住院（麦克纳马拉告诉记者玛姬得了他该得的病）。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命名典礼上，麦克纳马拉情绪激动之至，几乎说不完一段短短的致词。在肯尼迪总统的遗蠕和女儿在场的情况下，麦克纳马拉的声音哽咽，无法言语，最后转身离开了麦克风。在种种疑虑下，这位理性主义者接近崩溃，已开始不信任麦克纳马拉的约翰逊总统也不得不关心他的士气。一九六七年夏季的某一个夜里，约翰逊打电话到医院给玛姬，表达慰问之意后，挂上电话，望着天花板。

　　“约翰尼，”他告诉助理约翰·卢奇（John P. Roche）说，“我们不能再有一位傅理斯妥。”

　　约翰逊提到的是第一位国防部长詹姆斯·弗里斯泰尔（James V.Forrestal），弗里斯泰尔在一九四九年去职后不久自杀。有一阵子，麦克纳马拉甚至考虑回福特公司，或许是担任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福特首席法律顾问威廉·高塞特（William Gossett）有一次到白宫晚餐，麦克纳马拉找他探问工作的事情，麦克纳马拉问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的高赛，晚餐后是否能够顺便送高赛回家。

　　高塞特回忆说，他告诉麦克纳马拉：“可是我有车和司机载我回家，不过我明天可以去看你。”

　　“不，我不能这样做。”麦克纳马拉回答说，“但是我真的想见你，你能不能遣走汽车和司机，跟我同坐一部车。”

　　高塞特勉强答应，后来两个人在政府的黑色大轿车里独处时，麦克纳马拉告诉高塞特，说他想离开国防部，不知道亨利·福特愿不愿意让他回去。

　　“出了什么事吗？”高塞特问。

　　“没什么事。”麦克纳马拉回答说，“只是我有些建议没有贯彻，我不能告诉你细节，但是确有其事。”

　　高塞特本人反对这个构想，但还是把消息带回迪波恩。

　　“这倒很有意思。”福特告诉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找不找得到一个配得上他的位置。”高塞特间福特这句语带嘲讽的话是什么意思，福特只是说麦克纳马拉离开汽车工业太久，已经没有效率了。“我可以请他当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但那样就不再是福特基金会，就会变成麦克纳马拉基金会了。”这一来，轻松逃离华盛顿日增的麻烦的一条路就关闭了。

　　麦克纳马拉逐渐变成反对越战，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告诉约翰逊总统，

　　说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这场战争，并且提议由他谈判谋和；魏摩兰将军大声疾呼要求加派部队，麦克纳马拉却敦促总统，把他要求增加的人抑制在三万人以下，而且把对北越的轰炸限制为只轰炸向南越渗透的路径。一九六七年八月，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言辞坦白之至，以致参议员赛蒙德（strOm Thurmond）因为他发表“不求胜利声明”，把他叫做“姑息共产党的人”，还愤怒地表示，从麦克纳马拉的评估中，唯一能够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应该“立刻退出”越南，不过这场听证是秘密听证会。

　　两个月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麦克纳马拉最悲惨的恶梦变成事实，大约五万名反战示威者向五角大楼进军，包括不少他手下人员的子女。新闻界捕捉到麦克纳马拉从他的五角大楼办公室窗户后面，愠怒、郁闷地看着这场庞大示威的镜头。那天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麦克纳马拉和国防部副部长倪兹从他的办公室、从五角大楼屋顶的制高点、从国防部大门前肩并肩组成防线的部队后面，注视着愤怒的群众。

　　大约十天后，麦克纳马拉再度试图说服总统，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稳定下来，并且把更多的战斗责任交给南越政府。他也敦促总统完全停止轰炸北越，好促使北越谈判解决战事。他告诉约翰逊总统，到一九六九年元月总统的任期结束前，可能有多达三万的美国人会被杀死。这时大约已经有一万五千个美国军人战死在越南的丛林里，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人越过五十万人，投在北越和南越的炸弹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吨。然而，战事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约翰逊总统是接受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才升高越战的，对于他心境的转变，他一时无法轻易地适应。过去约翰逊曾经描述麦克纳马拉是个“聪明、精力充沛、公开场合坚强、但私下敏锐、至爱国家的人，头脑里带的资讯比一般百科全书还多”；现在别人偷听到他对一些顾问谈到麦克纳马拉，说：“我忘了他只当了一星期福特公司的总裁。”

　　到十一月底时，约翰逊觉得麦克纳马拉已经成为负担，悄悄地安排他当世界银行总裁。自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玛姬生病以后，他几乎不讳言卸下国防部长沉重负担的愿望。他曾经模模糊糊地跟约翰逊说过，说他对世界银行略有兴趣，不过他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总统要他再留一年，做到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他也会遵命。但是，世界银行的任命最后来到时，麦克纳马拉并不是从总统那里听来，而是得自十一月二十七日新闻界披露的消息，麦克纳马拉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冷血热泪

　　麦克纳马拉对越战的态度转变之大，使约翰逊总统很多最亲近的顾问都感到震惊。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距他离开约翰逊的内阁只剩两天，麦克纳马拉到国务卿的私人餐厅参加午宴，约翰逊总统的高级人员都在场，讨论约翰逊三月底将就越战发表一篇演说。此时，军方又提出加派军队的请求，在已经派驻越南的五十万大军之外，要求再派遣二十万五千人。麦克纳马拉现在的态度已经不是悲观所能形容的了，他形容这个最新的请求“疯狂”。

　　平常冷静、精确的麦克纳马拉崩溃了，每一个人对他情绪激动都感到震惊。即将接替他职位的柯立福卧区说，麦克纳马拉“声音哽咽，有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我们都呆住了。但是基于共同的痛苦和尴尬，我们像没有发生任何不平常的事情一样，继续讨论。”柯里法诺回忆这件事，说是“我公职生涯中最难过的三小时。”

　　隔天，约翰逊总统在白宫颁给他平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时，麦克纳马拉再度失态。约翰逊总统致辞完，请麦克纳马拉上台说话时，这位即将离职的部长激动到无法控制。“总统先生，”他哽咽着说，“我找不到什么话表达我今天内心的感受，我想我最好在另一个场合再回答。”约翰逊走向他，手臂环着麦克纳马拉，带着他走出房间。

　　麦克纳马拉部长及时离开了五角大楼，但是还有一个最后的简短仪式，作为他担任国防部长七年的终结，二月二十九日，约翰逊总统在正午前几分钟离开白宫，坐短短一程的轿车，到五角大楼去。总统的座车车窗上溅满雨滴，几乎正好在正午时分，开进五角大楼停车场。麦克纳马拉正在等待，他和约翰逊打招呼，然后伴随着他、几位助理和秘密勤务局人员，到一层楼上面的河畔大门参加仪式。一群人走进高级人员专用电梯，十三号电梯的门才关上没多久，就突然停住了，卡在一二楼之间。

　　麦克纳马拉为了冲淡这种情况，转向约翰逊，开玩笑说：“这是二月份有二十九天的问题，我们没有替电脑输入闰年的程式。

　　“我从来不知道到五角大楼的顶端要这么久。”约翰逊也妙语回答。

　　可是约翰逊总统逐渐失去耐心，一位电梯操作员忙着处理机器，接着电梯冲过了两层楼，震动了一下，停在第四层楼下方两英尺，就再也不动了，替总统写了简短道别词的麦佛森伸手上去，想打开电梯顶上的安全盖，好让总统安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弄熄了所有的灯。黑暗大约经历了十二分钟，才有人撬开门，一群人爬上去，走下楼梯，总统气坏了。

　　经过这个奇怪的事故后，约翰逊梳理头发，整理领带，再踏上五角大楼的阶梯。一位助理在倾盆大雨中，在那里协助他穿上一件大衣、戴上帽子，再和麦克纳马拉、倪兹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走向大校场。陆军乐队开始演奏有气无力的崇戎乐，总统手伸进西装上衣里拿演讲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共广播系统坏掉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摇晃麦克风，希望摇好，却没有用。

　　最后约翰逊在湿冷的雨中，开始简短的致词，但是因为广播系统坏了，附近的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喷气机又噪音不断，部队和高官几乎听不到他说的半个字。雨势太大了，空军和海军被迫取消了二十架军方喷气机的空中分列式。

　　这个场面让长期批评麦克纳马拉的总统助理卢奇想到“一出由悲剧作家尤里匹迪斯和喜剧作家阿理斯托芬尼斯合写的希腊戏剧”。他猜想约翰逊总统会邀他参加典礼，是因为约翰逊任性的幽默感。卢奇在近两年里，一直呈给他的总统上司“限总统过目”的备忘录，表示麦克纳马拉的越南策略会造成灾难，他说：“没有一件事比这个完结篇还怪异，更能象征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时代的性质。”

　　典礼之后，一群人走回五角大楼，总统的座车正在等待，他转身跟麦克纳马拉热情地握手，并且说：

　　“麦克纳马拉，非常感谢。”

　　“谢谢你，总统先生。”麦克纳马拉回答。然后总统坐车离开。

　　麦克纳马拉筋疲力尽、声名狼藉地离开五角大楼。右派攻击他压制军方，左派抨击他是战争贩子，连他在五角大楼的一些同僚，包括和他同样相信逻辑无可超越的同事，都对他觉得不解。

　　毁誉参半

　　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像麦克纳马拉一样数字至上，是另一位从兰德公司挖角到国防部的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探讨主观可能性和统计推论。一九六五年七月，美国宣布大幅升高越战时，麦克纳马拉的演说词和新闻稿就是艾斯伯格帮忙草拟的。两年后，他开始从事美国介入越南的历史研究，他阅读了麦克纳马拉收集的七千页电报和文件，这些东西收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附近的一间房间里。后来这项研究以五角大楼文件著称，到了一九七一年，他把其中很多文件披露给媒体。

　　大致说来，他是麦克纳马拉的仰慕者，但是艾斯伯格在越战问题上和约翰逊政府绝裂，开始公开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不由自主地把麦克纳马拉和其他在内部决策圈里的人，想成是战犯。甚至把他以前的长官麦克纳马拉，和纳粹政权里有权有势的斯贝尔（Albert Speer）相比。

　　斯贝尔在回忆录里，引用了伦敦《观察家报》一九四四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述纳粹的文字，和这么多年来很多人批评麦克纳马拉的话相似，说他们是“一种在所有好战国家都变得日渐重要的类型，是纯粹的技术人员，是没有阶级和背景的聪明青年。他们除了在世界上努力奋进之外，没有其他根本的目标；他们除了技术和管理能力外，没有别的手段。这种类型的人近来大行其道，是因为缺少心理和精神上的根基，且他们能轻松处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害怕的技术和组织。这是他们的时代；我们可以排除希特勒和希姆莱之类的人，但是像斯贝尔这种特别又特殊的类型，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跟我们长相左右。”

　　艾斯伯格想，麦克纳马拉是六十年代更新版的斯贝尔。他们都具有技术背景，斯贝尔离开建筑业，成为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麦克纳马拉离开企业，成为国防部长。两个人都把工业技术和哲学改头换面，用来发动战争，两个人都同样追求效率和生产力，使他们因此不受道德问题所困。麦克纳马拉像斯贝尔一样，只私下表达对战争的怀疑。

　　艾斯伯格想，麦克纳马拉还有一点像斯贝尔，似乎缺少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感，这点是艾斯伯格不能原谅的道德失败。虽然越战在整个尼克松总统任期内，一直悬而下决，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正式惨痛结束为止，麦克纳马拉始终拒绝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确实如此，他完全拒绝每一个谈论越战的机会，即使他或许有能力发挥影响力，促使这场战争提早结束，挽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他始终不改其衷。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反对越战了，他似乎还不能促使自己自承错误。对艾期伯格和其他反战抗议人士来说，麦克纳马拉自我规定的沉默只是更加重了他的罪恶。身为这场骇人听闻的人类悲剧的主要设计人，其罪行反不如他对自承“失控”的战争沉默多年的罪行重。

　　殷索文认为，麦克纳马拉最惊人的成就是降低了军方对核武器的依赖，殷索文认为“这种依赖可能使我们陷入核战争，害死数千万人。”他相信麦克纳马拉借着使美国的核子能力多元化，确保美国的武器可以幸存下来，对苏联发动毁灭性的第二击，或许已经使美国免于核子浩劫。

　　不管他留下了什么，很少人会怀疑麦克纳马拉在担任七年国防部长期间，是美国首都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他道别之后好多天、好多周，多年来争先恐后批评他的媒体，大致都对他在职期间赞颂不已。政治评论家休·赛迪（HughSidey）在《生活》杂志里写道：“上周在华盛顿，醒来得知麦克纳马拉离开内阁，就像某天早晨发现华盛顿纪念碑不见了一样。”专栏作家艾索普认为他“是自从美国建国以来，进入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最伟大的公仆。”

　　要是硬说他是个差劲的作战部长，但他或许是绝佳的国防部长，是美国历来最有效率的国防部长，精通数字、沉迷事实使他同时做得这么成功、也这么失败。量化技巧使他对于笨拙、官僚的国防体制，取得前所未有的控制，就像同样的技巧使他在真实的、无法量化的越战问题上，蒙蔽了双眼。麦克纳马拉未能认清数字只能让他发挥到这个地步——他的老东家却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