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汽车公司在1914年惊人的变化速度使它成了全美最有魅力、最被人关注的企业。这不是因为福特正在那么多方面尝试那么多事情，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大多获得了成功。最能吸引外人艳羡的是公司正在四处洋溢的自信。公众喜爱亨利・福特的鲜明个性，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个明显的反传统者，这在19世纪最具现代化的行业中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形象。亨利・福特似乎已经通过汽车业重新开拓了美国的疆域。他的公司不光是一个盈利企业，还是一个先驱，在那里，新观念驱逐了老式的商业假设。就像在任何领域中一样，金钱不能塑造英雄，福特汽车公司是以很少的钱起家的。另外，这家公司也没有依赖于外部关系，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它一直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独立。福特汽车公司证明，在工业领域中创造一个崭新世界只能依靠两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竞争力和自信心。

　　多年以后，亨利・福特在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中强调了这一点。“时代不同了，现在已经是现代化时期。”小伙子说。

　　“年轻人，”福特厉声说道，“现代化时期是我创造的。”

　　至少可以说福特促进了现代化时期的到来。事实上，1900年时美国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全球有24%的产品是美国生产的。到19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为整整1/3，美国制造业的产量与欧洲三巨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产量相当。而福特汽车公司每年能生产差不多200000辆汽车。紧接着，仅仅一年的时间，移动装配线把生产一辆T型车的时间从1913年的12个小时零8分钟降到了1个小时33分钟，公司创立者一直在追求的日产1000辆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到这时，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销量已经超过了排在它后面的10家汽车公司的总和。

　　1914年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威利斯・奥夫兰多汽车公司（Willys-Overland）仅生产了大约48000汽车――而且在整个1914年的大多数时候，这位亚军的产量一直远远落后于福特汽车公司。该年度，福特汽车公司所生产的263210辆T型车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车身，尽管它们的发动机盖、仪表板、挡泥板当然还有发动机都是出自同样的装配线。然而，巧妙的设计使车身可以轻松地互换使用――可以把一个车身卸下来，凭借一些基础的工具和几个人的帮助装上另一个。像当时的大多数竞争者一样，福特汽车公司也鼓励它的顾客们购买至少两种不同的车身。夏天的时候，可以把封闭型的那一个储藏在车库中，因为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开放型旅游式设计更令人愉快。

　　在上市后的头几年内，不同样式的T型车采用了不同的颜色――比如旅游车是红色，跑车是灰色等。但到1911年，公司发现既然所生产的汽车都能卖掉，只使用一种颜色是更有效率的，尽管这会让美国的街景更加单调。该年度公司所选择的颜色是暗布鲁斯特绿加红色条纹。不过，颜色是可以改变的，就像高地公园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

　　为了让喷漆浓厚而又坚固，使用布鲁斯特绿或其任何颜色都需要上14层漆。每上一层都得等它干透，受潮湿度的影响，这可能会花去一整天的时间。一层漆干透之后，必须手工洒上沙子才能上下一层。因此，完成车身的程序可能很容易耗去两个星期的时间。作为一种相对简单的合成物，黑漆比彩色的漆干得更快。事实上，完成一个黑色车身只需要大约一天半的时间，远远用不了两个星期。于是，1914年的T型车全都成了黑色，而“你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T型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狡猾的口号普遍被认为是亨利・福特发明的。不管是不是他发明的，这一双关妙语或其他任何有助于促销汽车的小笑话所带来的好处都会令他相当愉快。然而，隐藏在这一笑话背后的强硬立场预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几乎把福特汽车公司彻底毁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公司将会用随意定制化打击福特的顽固，它积极地向顾客提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颜色上的自由选择。不过在1914年那个时候，面对着500美元的价格，T型车的买主们并不太在意他们的坐骑是一副什么样子。他们能到达什么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T型车的问世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由于对驾驶汽车的限制实际上不存在，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有一起灾难就发生在福特大家庭内。1914年，詹姆斯・卡曾斯送了一辆T型车给大儿子霍默（Homer）作为他14岁生日的礼物。那年8月8日，霍默在驾车过程中翻车，自己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卡曾斯夫妇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但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死了。卡曾斯痛恨自己和那辆汽车。在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悲痛中，他对福特汽车公司的感情再也无法同以前一样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哈里・巴纳德（Harry Barnard）所说：“那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头，是一辆福特汽车――他自己的产品，他的财富源泉，害死了霍默。”

　　此外，福特汽车公司的团体精神也出现了一些裂痕。在力求不断改进生产程序的高地公园工厂每年都会修建新建筑的同时，有一个房间的富裕空间却相当之大，甚至到了看起来有些浪费的程度。那就是行政楼中的亨利・福特办公室。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空间大得会产生回声，地板上是一张巨大的东方地毯。一张面朝门口的小办公桌安静而又凄凉地蹲在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它，整个屋子几乎就是空的。其实这张桌子也没什么用，因为亨利・福特很少在这里，即便他来到工厂。当被问及为什么喜欢亲自拜访下属而不是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福特回答说，“这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发现，离开其他人的办公室比让他们离开我的办公室要快得多。”在早期，福特并不认为他的真正工作是那种可以在办公室中完成的工作。在他看来，他的工作属于设计室或熙熙攘攘的工厂，有时候还属于外面的街道，因为他经常花去大半天的时间试驾他的产品。有些日子，他根本就不去高地公园工厂，只是待在家里摆弄自己的爱好。比如在1914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开发一种新拖拉机的原型，还计划设立一家新公司来生产这种拖拉机。不过，有P・E・马丁、查尔斯・索伦森和威廉・克努森监控生产，有诺弗尔・霍金斯负责销售，有哈罗德・威尔斯掌管设计和技术，福特汽车公司并不在意老板的缺席。从最高管理层到各个部门，一种追求卓越的信念渗透了整个公司，有詹姆斯・卡曾斯统揽全局，再加上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两兄弟的支持，公司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早期，福特汽车公司管理队伍的性格可以反映在他们所创造的公司中：勇敢、坚强而又沉着，不管有没有危机。然而到1910年年末，除马丁和索伦森外，这些人已经走光了。1914年之后，福特几乎每年都会看着一个人离开，而且在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不露丝毫遗憾之色。可以想象，老兵队伍的损耗将会改变公司的性格特征。但这种变化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因为亨利・福特的性格在悄悄变化。

　　首先在媒体上，其次在公司中，福特对自己新角色的定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工业家，这使他那已经带刺的个性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与他距离较远的人能感受到一种虚假的亲和，但对那些与他距离较近的人来说，他的变化绝不是什么好事。

　　其他一些成就堪比福特的大亨（迄今为止并不多）与他们所信赖的合伙人或管理者相当亲密。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都与那些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同事们保持了长久的联系。而且在1914年（亨利・福特51岁），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一个已经退休，一个正准备退休，因为他们既享受了足够的满足感，也承受了20多年来不断上升的权力下的压力。但在同样的年龄，亨利・福特刚刚尝到权力的甜头，丝毫没有退休的念头。相反，他把自己重新定位为高地公园的远见家和工业领域中的人民哲学家――除了他自己，这种形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矛盾。T型车和日薪5美元的成功使他的声望超过了其他一些对这两者至少同样重要的人。在炫目光环之下，一种可怕的变化正发生在福特身上。“成功生活的全部秘密在于去发现你命运中的定数，然后去做。”在1929年的代笔著作《我的工业哲学》（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 ）一书中，福特这样说道。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位得到认可的将军不再想同伙伴们在一起，而是想要摆脱他们。

　　“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与自己的定数合拍而且愿意去服从，”作家费伊・里昂・法罗特（Fay Leone Faurote）继续替福特写道，“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合意，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赞同或者受欢迎。这意味着，在命运试图实现在我们身上或通过我们而实现的目标中，你应该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人是对的，他不必担心孤独――他并不孤独。”

　　首先被摆脱的是道奇兄弟。

　　在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办公室大部分时间空闲无用的同时，约翰・道奇在哈姆特拉米克附近的办公室却是热闹非凡。道奇本人或许是粗线条的，但是他那优雅的办公室却绝非如此，嵌板是橡木的，装有镶铅玻璃的几个书柜之间还有一个更适合城堡的大理石壁炉。屋中的家具都是又大又沉，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这反映了道奇对气派的偏好。他昭示自己品位的这种财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福特汽车公司的丰厚利润。凭借数百万美元的分红，约翰和他的兄弟霍勒斯一次性购买了像一座小镇那样大的草溪农场以及一些马力让美国海军都眼红的游艇，并且捐赠了足以让底特律交响乐团（Detroit Symphony）生机勃勃地存活下去的一笔巨款。

　　两家公司之间的那种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关系是以长时间的信任和从未停止的争吵为共同基础的。作为个人契约股东，道奇兄弟从福特汽车公司那里得到了许多分红，但他们自己的公司也在同福特汽车做生意，而且并不拥有特殊地位。事实上，当双方的商务关系已经牢不可破的时候，卡曾斯反而下了更大的力气压低道奇兄弟公司的零部件供应价格，这仅仅是因为道奇兄弟公司供应的零件太多，所以单位价格的下降能给福特汽车公司省下许多钱。在10年之中，两家公司一直像是猎枪的两个枪筒：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但也是彻底分开的。

　　在于1908年帮助福特选定高地公园新厂址后不久，约翰・道奇继续探索了底特律的北部地区，并最终决定在某个地方为自己的公司建造一座510万平方英尺的新工厂。像福特的水晶宫一样，位于哈姆特拉米克约瑟夫・坎佩欧大街的道奇兄弟新工厂也是在建筑师艾伯特・卡恩的帮助下设计出来的。它于1910年年末投入运行。围绕一座中心大楼，一些4层建筑点缀四周，24英亩的整个道奇复合工厂与大学城一般的帕卡德工厂更为相似，而不是线性布局的高地公园。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而道奇兄弟公司的新总部也享有类似的盛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布局巧妙而且也不像高地公园那样拥挤的哈姆特拉米克工厂（Hamtramck Plant）设施齐备，足以完成向福特汽车公司提供大量T型车底盘及其他部件的任务。然而，有心的观察家们注意到，这家新工厂看起来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汽车部件加工厂。事实上，它有全套设施，有齐全的机器，有充足的空间，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看，道奇兄弟工厂似乎是一家设备齐全的汽车制造工厂。

　　福特汽车公司每一次扩展高地公园以期能自己生产更多的零部件从而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道奇兄弟都会扩展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以期能最终结束它对最大客户的依赖。这些准备活动在两家公司都是平平静静地进行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注定是一道晴天霹雳。紧张的局势曾于1912年一度缓和，因为约翰和霍勒斯批准了一项与福特汽车公司进行谈判的提议，而这一提议对双方来讲都是最合逻辑的：把哈姆特拉米克工厂完全租给福特汽车公司。然而到1913年8月，双筒猎枪的道奇枪筒终于忍无可忍了。

　　“我已经厌倦了被亨利・福特装在内衣口袋里的日子。”约翰・道奇爆发了。作为福特的同盟者以及仅次于福特的第二自大狂，作为一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人――尽管表现方式相当粗野，约翰・道奇成了第一个对亨利・福特那越来越严重的专横和傲慢失去耐心的人。到那年夏天，他已经明白他和他的兄弟再也不能同独裁到极致的福特合作了。作为正式程序，约翰・道奇给詹姆斯・卡曾斯写了一封公函，辞去了副总裁和董事这两个职务。在福特汽车租借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一事还没形成一张法律文件就因矛盾升级而泡汤之时，约翰・道奇还告诉詹姆斯・卡曾斯，道奇兄弟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目前的零部件供应合同将会是双方之间的最后一份合同。在那个时候，道奇兄弟仍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但他们与福特汽车的生产已经没有关系了。

　　1913年年末时，亨利・福特正忙着处理一个难题：T型车的订购量比公司的最大产量多出了100000辆，尽管当时的生产速度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每3分钟1辆。由于市场的持续膨胀，亨利・福特加快了生产速度。很大程度上受T型车狂热的影响，到1914年汽车业已经是美国成长最快的行业。1913年时它是第七大行业，而15年前它只排在第150位。仅1912~1913年这段时间，全美的汽车总产量就上升了28%。然而，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成就比起来，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小巫见大巫：同时期内，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提高了整整100%。

　　听了道奇兄弟公司的独立宣言，福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因为他的心思全在高地公园工厂的新目标上。据他所说，他的最大愿望是每分钟生产一辆车――每小时60辆，每天1440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希望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能降到300美元以下。怀着这样宏伟的目标，一门心思的福特没时间理会道奇兄弟，或者说除了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的人，他没时间理会任何人。事实上，他几乎没有从自己的最新计划中抽出哪怕一秒钟来目送道奇兄弟离开，尽管谈到对重型机械的理解，这两个人是整个汽车行业中唯一比他要强的人。不过，这或许正是他对两人的离开并不感到遗憾的原因。对亨利・福特来说，没有吵闹的道奇兄弟在身边，关于他最热爱的东西以及他旗下企业的灵魂――机器，就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声音了。安抚如此有价值的合作者，留住最好的专家技能，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会跳起欢快的吉格舞，但这不是亨利・福特的风格。他没有伙伴，没有同事，也没有合作者，因为他不需要这些。他只对自己的野心保持忠诚，这一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就能说明。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给世界史留下了苦涩的回忆。该年初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高地公园工厂的变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在酿成了欧洲大战的社会和经济巨变中，福特汽车公司的革新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那些“前工业化”社会和拥有汽车装配线的现代化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起源自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些变化动力势不可挡，并且以同样不可阻挡的方式带来了大范围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就是全球战争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技术带到了战场中。

　　就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道奇兄弟公司第二次震惊了汽车制造行业――甚至可能包括高地公园。道奇兄弟宣布，他们将生产一种完整的汽车，一种他们自己设计的令人激动的新型汽车。这一消息是约翰・道奇在底特律的布克-凯迪拉克旅馆（Book-Cadillac Hotel）通过相当讲究的正式仪式宣布的，当时的场面喧哗而又热烈。发表豪言壮语后没一会儿，道奇就喝醉了。这下子更热闹了，他挥着手中的杖子，把枝形吊灯和壁灯台上的电灯泡全都打了个粉碎。但是没人真正在意――这就是道奇，这头公牛的所到之处永远像是瓷器店。

　　两兄弟知道，他们不可能凭借像T型车那样的低价车同福特汽车公司正面交锋。即便在1914年，汽车市场实际上也已不存在激烈竞争，因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率无人能敌。然而，道奇兄弟也意识到，尽管T型车正在创造一个庞大的初次购车者阶层，它却没有给这些顾客购买更高价格的汽车提供多少选择。不久，那些已经厌倦了T型车或者手中有富余资金的人就发现，他们在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预测道奇处女车的前景时，约翰・道奇对自己的战略做出了可能最为精辟的解释，“考虑那些某一天又会渴望一辆汽车的福特车主！”这一点倒不会发生在亨利・福特身上，作为美国最有钱的公民之一，他只开T型车，而且在T型车中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享受。然而，新道奇汽车代表着同样基础上的又一个进步，它也是强力汽车，但它的35马力超过了T型车的20马力。除此之外，它的传动装置也更加平稳、噪音更小。所有的进步都体现在了更高的价格上，它售价780美元，高过了T型车的450美元。当第一款道奇汽车于1914年11月开始生产时，亨利・福特甚至还没有一个值得他瞟上一眼的竞争者，心怀扩大生产规模的目标，他关心的只是他的福特汽车公司。

　　事实上，福特确实没有在意道奇两兄弟正在凭借他们的公司或他们的钱做些什么。唯一令他烦恼的是他们仍然能赚取福特汽车公司的分红――其实更恰当地说，他们不是在“赚取”这些分红。当约翰和霍勒斯不再对他的公司做出贡献，他也不再能容忍他们从福特汽车公司得到资金（1913年时超过了100万美元）。所以福特一直在酝酿一个计划，确保在未来福特的分红只会帮助福特，而不是其他任何公司。

　　1914年夏末，亨利・福特分别与詹姆斯・卡曾斯、哈罗德・威尔斯以及查尔斯・索伦森和P・E・马丁就销售与采购、技术改进以及生产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下属们所提供的情况，他决定在1914~1915年度生产300000辆T型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没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福特先生的想法不一样。”纽约梅迪纳忠心耿耿的福特经销商路易斯・J・基涅茨回忆说。在工厂以外的人看来，那个创纪录的目标代表着一个赌博。降价50美元后，这样多的汽车也许能够卖光――但如果价格下降后汽车还是不能全部卖出去，公司将损失数百万美元。

　　像往常一样，“想法不一样”的亨利・福特又宣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价格的下降直接与产量的上升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失败风险。依靠自己对美国公众的号召力，他以个人身份给出了一个简明的报价：如果销量能达到300000辆，公司将向每一个T型车新买主返还50美元的购价。这一举动的公关价值惊人地大，就像日薪5美元推出后福特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

　　随着订购量直线飙升到300000（并在同一季节内多出了8162辆），福特汽车公司新雇用的30000名工人也快要把高地公园工厂挤爆了。仅仅看一下工厂的一楼――工厂游览的第一站，一个参观者就会无法呼吸。这并非夸张，第一次看到700000平方英尺 [1] 、填满8000台不同机器的巨大厂房时，人们确实会喘不过气来。大多数机器都是依靠头顶的转动轴通过皮带传送下来的动力而运转的。“这让整个厂房看起来像是一片浓密的森林。”当年的一本旅游指南这样说。尽管许多机器都在不可避免地往外喷溅机油，厂方中的空气可能还是比许多工人在家中呼吸到的空气要新鲜。第一，亨利・福特不允许工人们在这里吸烟；第二，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每小时会把整个厂房内的空气更换5次。参观者们对工厂的卫生状况也是赞不绝口。每个星期，地板会被彻底清洗一次，工厂的每处表面会被彻底擦磨一次。亨利・福特在这一点上态度相当坚决，“大约有700个人专门负责保持工厂的清洁，窗户要擦干净，所有的涂料都得是新的，”他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容易让人吐痰的黑暗角落要被涂成白色。”为什么要这样严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不讲清洁的人是不会有道德的”。

　　然而很明显的是，在福特看来，一个整日在艰苦劳动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人是有道德的。自他的工厂开始使用装配线以来，大多数员工都成了半熟练工人。在复杂的整体生产程序中，他们所要做的却只是不断重复相同的简单工作，一遍又一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英国社会学家休・贝农（Hugh Beynon）这样描述这种高速度的单调程序，“机器是主人，人不得不跟上机器。”

　　公司在高地公园工厂采用了严格管理，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员工们还是满意的（主要得感谢日薪5美元），因此工厂保持了高效率和高利润率。然而在亨利・福特眼中，有些事情还是不太对头。于是在1915年，他开始注意詹姆斯・卡曾斯的行为。根据他在这次调查中的记录，在1915年的头9个月内，财务主管仅出现在工作地点84次，还不到同时期工作日的一半。福特实际上没有多少理由不满――那一年他也经常不在工厂。但他是公司总裁，他是亨利・福特，因此他是与众不同的。

　　于是，福特一边继续随心所欲地在自己位于迪尔伯恩的农场中设计他的廉价、轻质但动力强劲的拖拉机，制定成立新公司生产这种拖拉机的计划，一边又开始对卡曾斯的旷工大发牢骚。不管他自己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总希望别人待在自己的办公桌、绘图桌或者机器旁边努力地工作以为公司赚取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在高地公园，坐在桌旁思考是被允许的，不在桌旁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詹姆斯・卡曾斯开始对福特汽车公司失去兴趣（这可能是福特告诉索伦森的），并且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了竞选密歇根州州长上。“我派了一个人观察他，他一年内仅在工厂中待了184天，”福特对当时的《底特律新闻》总编埃德温・G・皮普（Edwin G.Pipp）抱怨说，“他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现在正计划去阿什维尔。我不相信缺席的管理者。如果吉姆上班，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但如果一个人在我们公司工作，他必须坚守岗位。”

　　但卡曾斯对亨利・福特的怀疑远甚于福特对他的怀疑。“一战”爆发之后，两人之间的敌意上升了，而且远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前。在这段时期内，亨利・福特照安德鲁・卡耐基的样子（他于1910年用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债券创立了受人尊敬的卡耐基和平基金）扮演起了美国头号和平倡导者的角色。然而，不管福特起初的和平主义立场看起来多么令人钦佩，在美国参战之前的那不平静的几年中，他的观点实际上带有一些理想化孤立主义的倾向。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与卡曾斯之间的纽带。没有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卡曾斯之中的任何一个，福特汽车公司都可能不会存在。但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当欧洲在“一战”的头两年半内支离破碎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摆在美国面前。第一种是完全置身之外，毕竟战争是大洋彼岸的事；第二种是同英国、法国和它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尽管美国加入德国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参战没有可能，但美国保持中立几乎可以说是德国的支持者们热切期望的。在大战头几年的深刻反省和火热宣传之中，和平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呼声，从最积极的人道主义者到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再到那些不声不响站在德国一边的人，无一例外。来自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美国众议院的第一位女议员，后来对美国参战投了反对票，她大胆地宣布：“我想同我的祖国站在一起，但我不能投票赞成战争。我投‘不’。”这正是1914年战争刚爆发时亨利・福特的观点。

　　从未参加过战争的福特表示，他对战争的强烈厌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确实，许多与玛丽・利特高特同时代的美国人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在南北战争的阴影中，美国人大多是和平主义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内战中牺牲的美国公民超过了此前以及此后的任何冲突。毫无疑问，亨利・福特赞同母亲的反战信念。他想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但途径是技术和工业，而不是打败旧世界以及旧世界的古老观念。

　　亨利・福特或许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反战者，但他的立场也并非如此简单――而且，将回到他那最令人厌恶的毛病：偏执狂。

　　在和平运动声势日高的1915年，福特通过一些小册子和报纸评论表达了他那古怪的观点。在几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纽约的一些银行家，特别是J・P・摩根公司，认为他们附和美国人对英法的支持只是为了保护50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实际上，从福特对任何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出发，纽约的银行家们通常都是居心叵测的。有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陷得更深，甚至把“犹太佬”称作战争的罪魁祸首，尽管他没有解释他所说的“犹太佬”究竟是指哪些人以及他们是如何挑动43个国家的3800万人进入战场的。

　　1915年5月7日，从纽约开往英格兰的英国轮船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 ）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丧生的1198人大多是平民，包括一些美国人。而亨利・福特对此事件做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评论。在那艘船开往欧洲之前，德国政府曾经在纽约的一些报纸上发表声明警告中立国公民――比如说美国公民，协约国的所有船只都是战时的潜在攻击目标。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行为让福特在惨剧发生之后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些罹难者都是“非要上那艘船的傻瓜”。后来，同那场战争一样冷酷无情的福特还以更加过分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和平主义观点――称美国常规军的士兵全都“又懒散又疯狂”。

　　本来，福特的这些蠢话同他那些还算清醒的反战评论一样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但当他宣称他将用自己的全部财产追求和平的时候，他从“一战”那里抢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福特承诺，他宁愿把自己的工厂烧成平地也不会让它转向军工生产。这话激怒了詹姆斯・卡曾斯。

　　当美国还在斟酌是否参战的时候，加拿大早已从战争伊始便同英国并肩战斗了。出生在加拿大的詹姆斯・卡曾斯坚定地支持英国人，这部分上是因为他的民族情感，但更多的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攻势本身就是他的性格特征。当其他一些人因欧洲战场上的血腥灾难而转为中立主义者的时候，卡曾斯却因同样的原因支持战备和武力干涉。大屠杀必须结束，而卡曾斯认为美国能够结束它。

　　福特和卡曾斯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两人多年合作中的第一次严重的意见不合，也标志着亨利・福特越来越高大的公众形象正在接受第一次检验，因为这一分歧对两人都有影响。最终，亨利・福特两方面都输了。

　　当时在卡曾斯的采购部门工作的乔治・布朗回忆说，这位财务主管的最大才能也许在于理财。“我记得卡曾斯先生经常在纽约的一家银行和西雅图的一家银行之间操纵资金，”布朗说，“他会把这些资金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当后一家收到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搞定了。这人是个真正的银行家！”卡曾斯确实很懂金融。正是他成功地创办了高地公园银行（Highland Park State Bank）并据此达到了优化公司支付状况的明确目的。像亨利・福特本人一样，数千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也把他们的钱存进了这家银行。但在1914年8月，就要发生商业银行挤兑的流言开始盛传于美国各地。

　　流言来自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多家银行与各协约国政府间的复杂贷款协议已经濒于崩溃。亨利・福特很乐意相信这一说法，并且想把自己的钱从高地公园银行中撤出来，但詹姆斯・卡曾斯向他保证，他的钱在那里很安全。或许正是因为卡曾斯是一个金融高手，亨利・福特不相信他的话。无论什么原因，他突然指示把自己的账上资金转到一家储蓄银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储蓄银行是安全的。他并没有劳神事先通知卡曾斯，而卡曾斯在看到撤资命令后，立刻给老板发了一封饱含火药味的电报。标注日期为1914年8月5日的这封电报部分内容如下：“在这种关键时期，人不可避免地会展现出自己的本性。我们正在安排转走你的钱。”卡曾斯感到自己被彻底背叛了，但除了服从命令，他别无选择。那时候他仍然留在福特汽车公司，但他与亨利・福特多年的深厚友谊已经永远结束了。

　　“有一次，詹姆斯・卡曾斯先生和福特先生风风火火地走进来，”高地公园工人赫尔曼・M・莱因霍尔德（Herman M.Reinhold）回忆说，“挥舞着手臂，无所顾忌地大声理论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是远远躲在一边。他们在争吵。”

　　莱因霍尔德并没有指出这件事情的确切日期，但可以确定是发生在1915年秋天。在那之前，福特和卡曾斯从不喜欢激烈争吵，当然更不可能在员工面前争吵。但到那年秋天，双方的不满都开始迅速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福特于10月初命令《福特时代》开始刊登他的和平主义评论，但这份公司杂志此前一直只是销售和推广工具，而且一直是在卡曾斯的控制下的。

　　卡曾斯绝不是鹰派，事实上，他曾经签给和平促进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希望外交斡旋能够平息欧洲的混乱。他只是不能容忍亨利・福特用公司刊物发表他那古怪、讨厌的个人观点，比如“在我看来，应该在每一个士兵的胸前绣上‘杀人犯’的红字”。福特对路西塔尼亚号和美军特征的评论已经对公司的销售造成了影响。但卡曾斯认为，数字并不重要，问题是福特汽车公司不能成为总裁政治观点的喉舌，尤其是当某些观点可能侵犯到顾客或其他人的时候。后来，当亨利・福特对犹太人越来越无理的攻击把福特汽车公司也卷了进来，卡曾斯的高姿态可能是公司没有遭受更大麻烦的主要原因。当然，亨利・福特不会认识到这些。他觉得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公司的一个决定性优势，就像他过去的那些朴素的社会观点一样。于是，《福特时代》上不断出现他的和平主义评论。

　　一年前，约翰・道奇已经因“我已经厌倦了被亨利・福特装在内衣口袋里的日子”脱离了福特汽车公司。现在，詹姆斯・卡曾斯也有了同样的感受，由于“我最终决定我不能像风筝一样被人牵着”，他于1915年10月12日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在4天后刊登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上的一篇对离职原因更详细的解释中卡曾斯补充说，他与亨利・福特的关系“最近已经变了”。

　　这位福特汽车公司前副总裁继续说：“13年前，我们共同在汽车行业中起步。是我的努力让福特汽车公司围绕亨利・福特建立起来。福特先生所说的话之所以得到许多人的高度重视，是因为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太大的规模以至于他一直在公众的注意中。我对他不做战备的观点不能苟同，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因此我决定断绝与他的关系。”

　　卡曾斯再也没有回到汽车行业中。几个月内，他当上了底特律警察局局长，开始同已经从执法部门渗透到法庭中的严重腐败现象做斗争。他那不留情面的调查和从不妥协的做事方法也一度给他带来了麻烦：一次，由于被控藐视法庭，他自己也被投入了监狱。道奇兄弟的密友奥斯卡・B・马克斯（Oscar B.Marx）市长把卡曾斯称作“底特律最不受欢迎的人”。

　　不久，卡曾斯宣布他将在下一次市长选举中同马克斯角逐一番。“我想看看，”他后来说，“我究竟有多么不受欢迎。”卡曾斯最终获胜了。此后，他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成为一个特别专注于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

　　尽管卡曾斯对政治和公共服务怀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亨利・福特如果想把他的这位副手留在公司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如果福特为公司做出退让的话，两人决裂的直接原因――他的那些国际政治观，将会被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亨利・福特不会从他那种越来越严重的狂妄自恋的态度中退步。正因如此，《福特时代》仅用两行字宣布了詹姆斯・卡曾斯的离开，而且丝毫没有提到卡曾斯对公司发展的贡献。事实上，文章所附的照片上仅有亨利・福特和哈罗德・威尔斯，照片说明是“两个开发出福特汽车的人”。从来就不愿承认办公室工作有多大价值的亨利・福特似乎想在卡曾斯刚刚离开就抹杀他的功绩。福特汽车公司想让它的投资者、顾客、经销商和员工们知道，没有卡曾斯，公司也会一样成功。弗兰克・L・克林根史密斯（Frank L.Klingensmith）立即接替卡曾斯担任起了财务主管，他的助手仍然是卡曾斯从前的副手诺弗尔・霍金斯，而霍金斯在销售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重要了。在一段时间内，福特汽车公司的各业务办公室运转起来同以前并无太多不同，会计、融资、采购等一切如故。但可以说，卡曾斯带给公司业务部门的那种活跃和效率，福特在此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看到过。

　　后来，人们把被福特汽车公司放逐的那些顶尖人物合称“福特男校友联盟”（Ford Alumni Association）。事实证明，该联盟迎来的头三名成员是福特汽车最重大的损失。在1914~1915年那个时候，约翰・道奇、霍勒斯・道奇和詹姆斯・卡曾斯都是汽车行业中最出色的人之一。凭借专家技能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三个人简直可以用一袋脏乎乎的纸巾创造一家汽车公司。在他们离开之后，福特汽车公司里接近与福特平起平坐的人一个都不剩了。于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公司成了由老板的行为、认识、偏好和欲望决定一切的“一言堂”。

　　卡曾斯离开仅一个月，亨利・福特的“工业家兼哲学家”处子秀就突然上演了。他的伟大计划是前往欧洲进行和平斡旋。考虑到他的偏见，相当令人奇怪的是帮助他设计活动细节的是一个叫作罗西卡・施维默（Rosika Schwimmer）的匈牙利激进和平主义犹太人。尽管又矮又胖又戴着眼镜，施维默却散发着一种摄人的光辉。然而，尽管施维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却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怀有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既然战争看起来没有实实在在的理由，那么对阵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通过协商消除分歧，找到走向和平的途径。往最好处说，她在力主建立一个像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论坛。往最坏处说，她持有一种永远也不会得到重视的观点。然而，尽管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看成了一个想用稻草撼动巨石的幼稚空想家，施维默仍然很快成为最受美国孤立主义者欢迎的人。当她在1915年11月的一次午宴上把招募一群平民帮助促成停战协议的计划告诉亨利・福特时，福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从任何方面看，施维默都不像是福特的理想盟友。她不光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战争爆发以前，她已经是欧洲大陆报酬最高的演说家。而且她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经常以对男性的颇为幽默的谴责为高潮。“一战”打响之后，施维默组织了国际妇女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专门寻找和平途径，理由是性情更加温和的女性可能更容易找到这样一条途径。

　　从内心深处来说，亨利・福特认为女性不属于商业世界，而且他对女性只有场面上的礼貌，没有真正的友谊。这一点没有因碰到罗西卡・施维默而改变――正是在这种关系下，他做了随从，她做了领导者。福特和施维默尽管不是同一类人，但在对和平主义的评论、对公众的吸引力以及利用公众注意力的诀窍上，两人却是有共同之处的。

　　出于对和平主义同道朋友的礼节，福特在自己的高地公园办公室里第一次接见了施维默。“他那刚强、苦行者一般的面庞让我想起了一位希腊哲学家的肖像，我是在我父母的书屋里从一部珍贵的老书中看到那幅肖像的。”施维默后来描写了这一次会面，“而且当一种诙谐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忧郁但是健康的男孩。在我眼中，福特先生似乎一直就是这种哲人和男孩的组合。”后来，福特又把施维默和芝加哥的和平主义领导人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Lochner）一起请到自己家中共进午餐。在1915年11月那个时候，宏伟的费尔莱恩豪宅还没有彻底完工，但福特家已经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了。“福特先生特别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两件东西，”洛克纳回忆说，“第一是那个巨大的白瓷砖游泳池，第二是一架管风琴。”不过，洛克纳印象最深的却是亨利・福特那令人吃惊的平易近人，“他对名声价值以及扬名方式的敏锐认识”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美国人。三人在午餐中就和平主义运动进行了一番生动的讨论后，福特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就去纽约开始全力支持施维默的国际妇女大会。

　　克拉拉・福特试图说服丈夫不要去，但无济于事。11月21日，亨利・福特在纽约参加了又一次和平主义午宴。正是在这次午宴上，路易斯・洛克纳提议派大会和平代表乘坐一艘特殊船只前往欧洲。“福特先生立即就被这个主意吸引了，这也是罗西卡・施维默的建议，”洛克纳回忆说，“我已经说了福特先生有一种天生的宣传本能。现在我还得说，除此之外他对戏剧性也有一种敏锐的感觉。”这两种本能告诉福特，通过和平船（人们管那艘船叫和平船），他不光能开始行动，还能让人看到他已经开始行动。

　　亨利・福特可能确实认为他的和平船是让战争早点结束的最佳机会。甚至可以说，在战争中期那流血不断、僵持不下的紧要关头，那艘船可能真的是实现和平的最佳机会。毕竟，以前福特就在亲民方面做得很好，而相比一艘装满自愿平民代表的远洋客轮来说，待在家里不会对战争结束起到更多作用。但即便考虑到福特对外交和地缘政治学的无知，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确定福特为什么要实施施维默那古怪的旅行计划。他不光花钱赞助，还直接参与其中，究竟想得到什么？毫无疑问，福特确实希望战争在美国参战之前结束，但即便是他自己后来也承认，相比租借奥斯卡二号的支出，和平船旅行所创造的宣传效应是很划算的。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和平船于12月4日起航驶向欧洲。和平船的故事还得结合某些新闻记者对它的强烈偏见来考虑。由于大多数报纸出版商都反对和平主义运动（毕竟，战争对发行量有利），他们所派去的通信员总是无情地嘲笑这次运动。部分上因为他们报道，和平船仅存的那一点儿严肃意义也很快就在它穿越大西洋的过程中消失了。罗西卡・施维默为理想中的和平谈判做着准备，而亨利・福特却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自己。不管怎么说，路易斯・洛克纳这次又吃了一惊，因为在其他代表在头等舱中争夺餐桌的时候，工业大亨却是在三等舱的饭厅内吃饭的。

　　福特在和平船上的时光仅到它第一次停靠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的奥斯陆）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时候，他正貌合神离地与其他代表们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因为他发现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聪明的假绅士们那没完没了的废话让他无法忍受。在挪威，无论是那艘船还是船上最著名的乘客都无力把欧洲的交战各方叫到一起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事。既然船靠了岸，那样复杂的外交看起来不会由船上的任何一个人促成。正如阿伦・内文斯后来对失败的总结，亨利・福特“从来就没有后悔发动那次旅行。但他可能意识到活动的管理很糟糕，控制那帮喜欢幻想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他在他们中间就像施维默在高地公园的装配线上一样迷惑”。在一位医生马马虎虎地证明亨利・福特健康状况恶化之后，这位工业家订了自己的返程船票，把和平船的使命抛在了身后。没有了他，那艘船更加黯淡无光了。

　　和平船代表团试图在赞助者离去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先后在瑞典和瑞士成立了协商委员会，但一年过后，他们的努力明显在每一个方面都失败了。罗西卡・施维默曾经向路易斯・洛克纳倾诉说，整个事情成了一个蹩脚的童话。旅行结束之后，她退出了公共服务领域。和平船带给她的羞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她因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疗养院。

　　亨利・福特――圣诞节时唯一离开战争返回家园的人，摆脱了对和平船的奚落嘲笑，回到底特律拾起了汽车制造的老本行。讽刺家们喜欢说，他和他的公司现在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出名。而福特本人对那次牛仔外交的总结是：“我没得到太多的和平，但现在我知道，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拖拉机市场。”

　　[1]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