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是现代的做法，古时候的方法是猜测；猜测出来的数字，总是会夸大。

　　——萨姆尔·约翰逊

　　偷袭珍珠港事件四个月之后，桑顿带看他自认为任何一个学院院长都无法拒绝的交易，来到哈佛商学院，他要把哈佛名校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培训一批靠事实而不靠武器作战的军官。而院长经过桑顿口若悬河的鼓吹，也认为这是他所听过最上算的交易。

　　桑顿急需哈佛的正字标记来提高他在军中的声望，长春藤出身的军官立即就会赢得瞩目。不过桑顿万万料不到，杜南院长也迫切需要他和美国军方协助，让哈佛商学院能撑过这场旷费时光的战争，继续维持下去。一九三九年秋天的哈佛商学院，根本前途未卜，一次大战期间不仅学生走上战场，教授也涌到华盛顿担任策划工作，商学院几乎瓦解。杜南院长下定决心要熬过这个新的危机，以免二次大战结束时还得重新招募师资。

　　哈佛精英

　　桑顿走进摩根堂舒适的院长办公室的时候，杜南一定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有钱的干爹，桑顿急需赢得尊重认同，杜南则急欲维持他的系所。院长对桑顿表示欢迎，通知最年轻的教师到院长室开会。没多久，就有一群助理教授来和桑顿会面，他们都收到了召集令，有些人号码排得很前面，他们担心随时可能会被征召入伍去当步兵。十多位教师集合在院长室的椭圆形会议桌旁，他们没有太多经验，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一位年轻优秀的会计教师麦克纳马拉。这些人没有一个搭过飞机，更甭说见识过空军的训练基地了。

　　桑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展开他的游说，他一边挥着烟嘴，一边描绘大家在华盛顿的大好机会。他告诉他们成立统计管制小组的渊源，是因为有一次阿诺德将军在幕僚会议上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航空队总共有多少人？结果人事、作战、情报和物资部门，说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这种情形在承平时期都令人难以接受，更何况是在一兵一卒都弥足珍贵的战争狂热中。“阿诺德将军说：‘我绝不容许再有这种情形。如果我问你们航空队有多少人员，多少飞机，我要的是一个答案。我不管它是对还是错，我就只要一个答案。’”

　　桑顿停了一会，让他的这些话深入他们心坎里。这些学院派的教授，对于作战部普遍缺乏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对军方的战备如此糟都感到不可思议，幸好有桑顿力挽狂澜。桑顿说明统计管制处是一个新尝试，需要年轻的新人提供新的观念。未来，统计管制对整个战争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助理教授麦思·梅斯回忆说：“桑顿愈讲我们愈动心，他真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几句话就能引你上勾。”

　　大家热烈的讨论如何设校训练桑顿的统计管制官，哈佛将储训一批少尉，让他们来协助少校和上校运作空军部队。这批人才必须非常优秀，否则计划不可能成功，桑顿费了一番唇舌，不过最后终于说动了十二位教师一同前往华盛顿接受军事教育，准备日后为桑顿设计“统计管制小组”的课程和工作内容，其中就包括麦克纳马拉。桑顿赢得他第一场大赌注，哈佛商学院成立于景气低迷的一九○八年，也就是福特推出 T型车的同一年，此时正在等待改变的契机。商学院创设的信念虽然简单却很先进：企业的管理应该是一个专业，也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值得负责任、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花时间和精神去探究。

　　在那段美国企业刚开始起步成长的时期，还没有大批的专业人才加入各公司行号，企业神话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都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大亨和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而工厂的管理人员，往往是些目不识丁的领班。商场上的英雄，如亨利·福特和安德鲁·卡内基，都是靠着毅力和决心而白手起家的，他们可不是什么高学历的企管专才，他们既不在图表上设点画线，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加加减减。在那个年代，人们不研究生意，他们做生意。

　　哈佛商学院迫切地想提高企业的合法地位，有一位作家比喻得很好，说哈佛是“以思考之力量，克服习惯之惰性”。他们首开风气之先，教授专业化的经营、生产管理和会计系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哈佛早期的观念即使不算粗陋，也是相当粗浅，倒像是山顶洞人发现石斧比尖棍要进步多了。

　　然而，哈佛商学院却推动了一个观念的诞生和进化，而且影响深远——就是讲求数字和事实的度量，使美国变成一个强权国家，且凭借着度量造化的能力，建立起全球性的帝国。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已经倡议过这样的观念，而桑顿也算是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先驱。

　　杜南院长在一份一九一九年的备忘录上陈述哈佛商学院的使命，与其说他是投机分子，毋宁说他像个科学家。他说商学院应该要训练学生：一、探求事实；二、评估及整理事实；三、明确地陈述企业经营问题；四、分析企业经营问题；五、达成明确的结论；六、提出口头和书面的结论报告。而这也正是桑顿的目标。桑顿热烈的敦请，加上战争迫在眉睫，促使这些教授在和桑顿会面数小时后，就连夜收拾行李，自纽黑文坐火车前往华盛顿。第二天早上大家满心期待地抵达，才发现根本没有要学统计管制的学生，甚至连统计管制处也不存在，桑顿向他们推销的只是他脑袋里的一个构想罢了。

　　不过总部确实需要他们。桑顿决心创立的中央控制小组还没有成形，目前负责统计的幕僚单位多达十三个，每个部门都各自搜集资料，有时甚至派遣士兵到停机棚或仓库里，用人工方式清点飞机的数目。桑顿自己说过，每次开会，都得花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争论手边的数字哪个才是正确的，然而桑顿怎么会忘记告诉他们，根本没有实际的计划？他们是被他的个人魅力和推销手腕哄来的，来了以后立即了解到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他们不单要设计一系列的课程来充实学校，还得协助桑顿建立统计管制处的基础架构。工作本身的挑战性，加上即将被征召入伍的现实，迫使他们没有重新考虑的余地，因此他们决心卷起衣袖，放手一搏。桑顿打算在三个星期内，就送人到波士顿的哈佛商学院展开第一期培训，军方很快就与哈佛签了约，教授们分工合作，与航空队详细讨论如何着手。

　　这项工作的前期作业，由冷特教授带头，他把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商业统计”重新设计。这个科目既无聊又繁琐，主要念些平均值、回归之类的东西，冷特改变教学的重点，强调如何在决策过程中运用数学，他鼓励学生要放胆利用数字来控制部队的运作。他认为，学过统计和会计，并不保证在实务上能做好管理控制。他所做的改变虽然细微，却能够让管理发挥力量去驾驭一个组织。

　　这个新观念对桑顿的小组至为重要，统计管制管的工作是要“从报告和其他幕僚军官的研究当中，找出事实的真相，而且要能分析资料的意义，阐明事实的重要性”。统计管制强调的是行动，不是计算。

　　桑顿新帝国

　　到哈佛受训的学员，都是桑顿从迈阿密的陆军航空队军官预校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预校的培训课程为期六周，训练学员熟悉军中的一切要求，诸如寝室内务、打靶、辨识敌机等等。课程过了一半的时候，桑顿就会南下迈阿密，提供到哈佛完成预校课程的机会，以吸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加入他的美梦计划，桑顿握有全权决定的大权，因为其他指挥官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么多顶尖军官对无聊的统计学感兴趣，因为他们大可以投身战场，在战斗中赢得所有的光彩。

　　大家都低估了他。虽然他不算是个小人物，但是他的确年纪尚轻，站在职业军人旁边，更是显得稚嫩，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训练机会，相当吸引预校里那些会计师、银行家、企业主管和大学教授。对他们而言，哈佛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不像迈阿密，没有晨间操练，而且气候凉爽，训练没有那么严格。统计学员住在绿意盎然的梅龙堂，在贝克图书馆里的教室上课，结训之后授以少尉官阶，协助桑顿建立起一个即将在军中握有相当权力的组织。

　　重新动员后的哈佛商学院，看起来俨然像个军校，穿制服的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白墙白柱的贝克图书馆。他们互相敬礼、挥舞旗帜、口中唱着轻快的小曲，因此有人管他们叫做“会唱歌的统计师”。操练的时候，他们在修剪齐整的草地上。把步枪排成印第安人帐篷的模样。在红砖宿舍后面，学员排列成行，接受刺刀的入门训练。一年内，哈佛停掉了所有的一般课程，杜南院长的确没有让学校因为战争而关门——但是哈佛已经不太像个商学院，倒像是个挂着长春藤招牌的军事哨站，只是这个偏远的前哨，日后在桑顿的精英小组所领导的管理革命中，却占有一席之地。

　　长久以来，负责美军战事的将领一直在寻求足以信任的东西，像是有意义的统计和事实，让他们能够做成即时的决策。桑顿着手建立的帝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他的权力基础是一个简单但颇有远见的观念：他相信所有明智的决定，都肇基于三个因素：一、聪明、有经验又有扎实教育背景的决策人才；二、常识和判断力；三、事实。

　　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擅于理解文字，不擅于理解数字，这个一针见血的观察，是简宁在数十年后提出的。简宁是企业界的独裁者，后来担任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裁时，和桑顿有过激烈的竞争。他说：“一般人或许能懂得亨利·詹姆斯·乔伊斯或是普鲁斯特写的复杂小说，但是要他们读几栏数字，就像要他们面对罕见又艰涩难懂的生字一样。”

　　然而在桑顿的新帝国里，数字就跟文字一样的不可或缺，在他们眼中，事实的搜集与分析宛如一种新神学，数字就是事实，不能凭空捏造，也不能凭着希望或一时兴起而生。数字代表真实、具体的事物，由身在第一线的人收集而来，他们距离实际的行动最近，最能确保数字的可靠性。在无比庞大复杂的战事当中，有了正确的数字，才能够反映出确切的细节。他们明白，整体是由许许多多的独立个体组成，而数字正能整合这些独立个体而发挥综效；多年之后，简宁更把这个观念彻底发挥：数字是制订决策的工具。

　　事实的搜集与分析宛如一种新神学，数字就是事实，不能凭空捏造，也不能凭着希望或一时兴起而生。数字代表真实、具体的事物，由身在第一线的人收集而来，他们距离实际的行动最近，最能确保数字的可靠性。在无比庞大复杂的战事当中，有了正确的数字，才能够反映出确切的细节。他们明白，整体是由许许多多的独立个体组成，而数字正能整合这些独立个体而发挥综效；多年之后，简宁更把这个观念彻底发挥：数字是制订决策的工具。

　　桑顿不仅建立一个幕僚群，他更透过各种形式，提高自己的份量，诸如企划研究、工作报告、提出包含目标、替代方案、反对意见和局势评估的权宜计划，凡此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与空战有关的每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他呼吁说：“参谋政策和指挥的好坏，实际上决定于决策所根据的资讯品质。”战争结束时，他在最后的军事报告中大言不惭说，他的单位“是一个超级头脑，末梢神经延伸到空军指挥体系的未端，把每天源源流入总部的资讯情报，加以吸收、分析和归纳”。

　　在陆军航空队里，这个体系形成一个精英阶级，尺规、富莱登计算机和IBM印表机就是他们的利器，这个庞大的人力电脑具备电脑的所有功能：高效率的处理器，动态记忆，以及输入、输出装置。这个人力电脑将为混乱的战事规划带来秩序。桑顿很清楚知识和力量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帮他把知识化为力量的，却是哈佛商学院的那群新朋友，桑顿没有念完大学，因为他是一个行动派，缺乏那种坐在教室里好好听课的自制力。参与统计管制课程的年轻教师当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麦克纳马拉，他在桑顿访问哈佛之后就率先来到华盛顿，桑顿绝对找不到有谁的个性更能跟他互补。

　　天纵英才

　　廿五岁的麦克纳马拉高高瘦瘦，热中知性方面的追求，他热爱学术生涯，为桑顿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他的分析力量使得桑顿的单位更加可畏。今天，也许有人会把他们两人的合作称为左脑右脑的整合，左脑发达的麦克纳马拉擅长技术和数字，右脑发达的桑顿则具有领袖魅力。

　　麦克纳马拉做事专一，令桑顿大为叹服。不管桑顿分派给他什么任务、到什么地方，他都会接下来做好，从不抱怨，也从不要求晋升或加薪，他还有一个特性让桑顿深深钦服，他总不缺点子，而且还多得不得了。他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但不会坚持己见，他会把意见说出来，不带个人色彩或好恶。但是无论桑顿做成什么决定，对他而言就是命令，他会全盘接受，照着去做，义无反顾，永远是忠诚的士兵。

　　如果论及个人的野心，桑顿远在麦克纳马拉之上，那时麦克纳马拉的野心只到面前的纸张那么远。搜集数据、找出它们代表的意义，成为一种自我考验、一种使他着迷的脑力游戏，旁人或许会觉得这类工作单调乏味，他却是打心里喜欢这个工作带来的挑战。

　　像桑顿一样，麦克纳马拉也有一个严母，严厉到当她跟老师说，她对孩子的期望太高，老师也深表同感。吃晚饭的时候，他母亲会朗读《大卫·科波菲尔》给他听，他的成绩单如果没有全部拿到甲等，她便无休无止地帮他补习。麦克纳马拉的父亲只念到八年级就没念了，是一个“刻板、庄重、实事求是的人”，他在一家皮鞋批发公司当业务经理，信奉天主教，比麦克纳马拉的母亲足足大了廿五岁。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麦克纳马拉生于旧金山，当时他父亲已经五十岁了，麦克纳马拉的全名是罗伯特·史特朗奇·麦克纳马拉，他不寻常的中间名史特朗奇（Strange）是得自信仰新教的母亲的姓（译注：英文字面意义“奇怪”）。父母亲都非常宠爱他们的长子，三年后他们才生下女儿玛格丽特。

　　他念皮蒙特高中的时候，成绩几乎都能令母亲十分满意，三年当中他一共拿了廿六个甲，七个乙。“其中有四个乙是法文，二个是体育。”他除了学业成绩让老师刮目相看以外，课外活动更是多彩多姿。他当过童子军，一九三三年毕业纪念册的编辑，法文学会的主席，也是合唱团的成员，并且名列代联会主席团。他一个高中朋友回忆说：“他好得令人受不了，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是你可以放心把钱或生病的小猫托付给他的那种男孩子．不过我这样说，好像他是个乖乖牌的书呆子，但他不是，一点也不是，乖乖牌通常会被人取笑，他能说善道，舞技又高，有他在就很好玩，有活动绝对少不了他。”

　　一九三三年初春，也就是麦克纳马拉高三下的时候，小罗斯福就任总统。同一天，也就是三月四日，全国的银行都停止营业，纽约股市也休市，国库银根不足，发不出公务员的薪水，卸任的总统胡佛宣称国家正“涉于动乱边缘”。就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麦克纳马拉进入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时局很坏，每四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个失业，五千多家银行倒闭，廿七万多个家庭流离失所。多年后麦克纳马拉回忆说：“当时我同学的父母中有不少人自杀，因为他们没办法养家。我成长的环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非常自由开放的环境，从我的同学、教授和其他人身上，我吸取了许多对我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目标。”

　　经济大萧条和社会的不安，并没有改变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大二下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被选入全国学生会，证明他是受人欢迎的好学生。暑假期间他去挖金矿、学滑雪，而且培养出终生的兴趣——登山。一九三七年他大学毕业，累积了做人的总成绩二百八十八学分。

　　他获得牛津罗德奖学金的面试机会，可惜没被录取，于是到哈佛商学院继续学业。当年的哈佛，一年级学生往往有百分之十二会被淘汰掉，麦克纳马拉当然是不会上榜的。他是那种在班上老是举手的学生，发言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他喜欢受众人瞩目，”他哈佛的同学摩斯说道，“但是他的确聪明、口才流利，书又念得好，决不会虚张声势。”麦克纳马拉的意见总是一针见血，他综合问题的能力更让同学佩服。另一位叫哈斯的同学回忆说：“当我们还在山脚下时，他早已经起飞到向更高的地方去了。”哈斯后来回旧金山经营家族事业丽美斯特劳斯公司。

　　麦克纳马拉比以前更加独来独往，只专注于学业，变得冷淡甚至不尽人情。大部分学生都还跟别人合租房子，他却一个人住在嘉拉亭宿舍 C三九室，纪念册照片里的他带着金属边眼镜，留着往后梳得油亮的西装头，这以后就成了他的标准造型。如大家所料的，一九三九年春天，麦克纳马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在普菜斯沃特豪斯公司的旧金山分公司找到会计师的工作。

　　他和五个同学搭船去欧洲恣意遨游三个月以资庆祝，每个人出二十美元，合买一辆老旧的福特旅行车，开上一艘意大利轮船，从波士顿前往热那亚。麦克纳马拉不改本色，连旅行也要做最好的利用，他担任向导兼策划，决定要看哪些教堂和古堡，拉着他的朋友去参观欧洲的文化古迹，包括中世纪的沙特尔大教堂。那是典型的走马观花式学生旅行，花费并不大，六个美国佬逍遥漫游意大利、斯堪地那维亚、法国、阿尔及尔、直布罗陀、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

　　他们在哥本哈很分道扬镳，麦克纳马拉和朋友霍治森继续前往柏林，霍治森在旧金山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麦克纳马拉和霍治森两个人，毫不知情地漫步走向拥挤的柏林火车站，准备买车票坐回热那亚，然后打道回府。

　　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难道不晓得外头正在打仗？”

　　两个人果真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多年以后人们会失笑，因为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长身处有史以来最浩大的战争之中，却浑然不知战争几时开始的；然而这或许正是一个征兆，显示麦克纳马拉似乎缺乏宏观的能力。他们最后总算挤上了火车，一路站到意大利，到达热那亚时，两人身上一共剩不到五块钱美金。耳边传来更多的坏消息，他们预定搭回美国的意大利船已经停航。他们向一些上了年纪的美国观光客借钱，在港口边一家小酒吧的楼上找到一个房间栖身，直到麦克纳马拉在港口看到一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货轮。两年前他曾在旧金山搭过这家公司的船，他设法说服船方让他们上船，船上已经挤满了急着逃离欧洲战火的美国观光客。为了抵付船费，在接下来的十四天里，他和霍治森在船上的餐厅担任服务生，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最佳拍档

　　他在普莱斯沃特豪斯公司担任会计没多久，就失望地离职，于一九四○年回到哈佛担任会计学助理教授。美国参战之后，麦克纳马拉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桑顿带来了最完美的机会。麦克纳马拉的首要工作是建立起一个系统，让航空队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架飞机。麦克纳马拉和他在哈佛的同事梅斯花了三天的时间，窝在军火大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亲笔写出一份关于这个系统的报告。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位自愿替他们把这份复杂、冗长又详细的手稿打字出来的统计管制官，因为制作这份报告而获颁荣誉勋章。这似乎就是军中的公平正义。

　　这份代号一一○的报告，后来成为陆军航空队分派飞机及人员、配置装备、拟订训练时间表、动员部队的决策基准。报告中要求部队每天要提交清单，详列所有飞机的数目、部署情形、所在位置及使用状况，详细到机种、型号、编号都要记录清楚。虽然这只是一份初步纪录、一个消极的工具，借此搜集到的“事实”却让桑顿得以把这些清单变得威力无穷，这是桑顿首次见识到数字能够发挥多么惊人的力量。

　　麦克纳马拉和梅斯都渴望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只是待在哈佛，教教军方送来的学员。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桑顿安排他们进入陆军航空队，担任统计管制上尉，他们派驻到英格兰，安置在泰丁顿市的一户人家里。那是一幢砖房，两个人合住二楼靠前面的房间，附近地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德军的猛烈轰炸更在他们房里留下一道不小的裂痕，冷风就从裂痕里长驱进入。他们到的第一天晚上就遇上空袭警报，麦克纳马拉还天真地冲出去看攻击的情形，后来才被人劝回屋子里。

　　麦克纳马拉和梅斯都渴望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只是待在哈佛，教教军方送来的学员。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桑顿安排他们进入陆军航空队，担任统计管制上尉，他们派驻到英格兰，安置在泰丁顿市的一户人家里。那是一幢砖房，两个人合住二楼靠前面的房间，附近地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德军的猛烈轰炸更在他们房里留下一道不小的裂痕，冷风就从裂痕里长驱进入。他们到的第一天晚上就遇上空袭警报，麦克纳马拉还天真地冲出去看攻击的情形，后来才被人劝回屋子里。

　　他们是最佳拍档。有一次，他们到柏顿林的一个主要军品供应维修库，看到几百个英国工人，正在偌大的停机棚里检修 B—17轰炸机的引擎，飞机零件散了一地，没有任何条理。麦克纳马拉和梅斯于是设立了一个盘点系统，对每一个飞机零件都做好编号和纪录。

　　让数字说话

　　麦克纳马拉和其他数字专家想出来的办法，可以说是日后管理革命的开端，他的天才在于他有能力在一个接着另一个的企划会中，不断自数目字萃取出惊人的效率。统计管制处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法，从旧金山运送十万吨军备到澳洲。他们也发现一万零二十二架飞机，加上十二万零七百六十五名航空队人员，可以完成四十四艘舰艇加上三千两百名水兵目前所做的工作。

　　多年以后，李梅将军回忆，麦克纳马拉只不过把作业研究搬上战场，就使他的 B—29轰炸机增加了 30％的飞航能量。麦克纳马拉先分析好机员和飞机数目，然后重排出勤时间表，效率比李梅的幕僚所安排的高出许多。可是李梅跟其他许多军事将领一样，对统计管制处的建议可没有都欣然接受。有一次，一位统计管制军官做出结论说，用战斗机护送轰炸机，在人员和设备的使用上既无效率，成本又高，结果李梅在报告上打了一个大叉，把它往垃圾桶里扔。

　　桑顿会为优雅美丽的破坏天使 B—17轰炸机极力辩护，也是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从书面资料来看，B—24轰炸机是无与伦比的大块头，面貌凶恶，能够在低空中进行强力的破坏。理论上，称为“解放者”的 B—24比 B—17更具杀伤力，因为它能携带的炸弹多了 50％，而且比较少在空战中遭到严重损坏。然而桑顿的小组发现，B—24能够在战斗中保持这么好的成绩，唯一的原因是出勤的距离比较近、危险性比较低，因此而能提高人员士气、减少伤亡。这类型轰炸机一旦受损，安然飞返的机会要比 B—17少得多，而 B—17的整体表现却优于 B—24，有数字为证。统计管制处的分析发现 B—17的命中率大于 B—24。而且 B—24还有其他的缺点，有一次桑顿坐着 B—24飞越大西洋，飞机漏油漏得厉害，只要有人点支烟，飞机非爆炸不可，桑顿赢了这场争议，使 B—17成为重点机种，并减少 B—24的产量。后来，到大战末期，美国政府准备对日本发动最后的攻击，桑顿的主掌单位又提出一份令人震惊的分析。陆军航空队当时已经开始把欧洲的 B—17和 B—24轰炸机移防到太平洋，准备击溃日本。但是统计管制处反对这项计划，提议应该使用较新型的 B—29轰炸机，他们提出的数据，证明 B—29轰炸机每个月只需要一万五千小时的战斗，就能投下两万八千吨的炸弹，而 B—17和 B—24轰炸机群要达成同样的目标，必须花上九万个小时。研究显示，B—29轰炸机可以减少 70％的机员伤亡和失踪，每年也可以节省二亿五千万加仑的汽油。结果陆军航空队中止了移防计划，不再调派欧洲的重型轰炸机群。

　　桑顿的人马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多亏桑顿在创立统计管制处之初做了三个关键性的决定：第一、他一手策动统计管制处的设立，从军官预备学校中挑选出最优秀的 10％的学员加入；其次，获选的学员都送到哈佛，接受精英教育的洗礼，这样的背景很少会有人质疑；最后，他要求每一个统计管制官，都必须具有哈佛培训课程结业的资格。也就是说，桑顿精简了统计管制处的人数，加入小组的成员只限于他少数的同好弟兄。如此一来，任何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将领，都不可能安排自己人潜入他的组织。除了控制这个核心团体之外，他的领导运作也是铁腕作风，所有成员都经过同样严密的筛选，受过同样的训练，使用的也是同样风格的语言，都有共同的使命。

　　这个使命并不仅止于比率和百分比，统计管制处的成员凝聚出紧密的关系，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一种不经意的虚张声势，心里明白他们都同属于一个不对外开放的俱乐部。在军官俱乐部里，他们相互点烟、拿饮料、谈笑风生，而在众人之上的，就是德州佬桑顿，他主动关怀所有的部属，甚至连别人的感情问题也要过问，没有丝毫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