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是量化方法的胜利，量化方法则是生机尽失与死亡的胜利。

　　——英国作家雷尔·贝拉克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卸下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大任的麦克纳马拉，以及另外十一位新阁员，在白宫同时宣誓就任新职。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监誓，十二名阁员站成半圆形，他们的亲友在场观礼，包括麦克纳马拉的妻子玛姬与三名子女。

　　麦克纳马拉站在罗伯特·肯尼迪与道格拉斯·狄龙之间，随着沃伦法官念出誓词：“本人宣誓效忠美国宪法，抵抗国内外一切的敌人，对宪法绝对忠贞不二。本人之宣誓乃出于自由意志，内心绝无保留或存有规避意图。对于本人即将就任的新职，本人必全力以赴、尽忠职守。”

　　宣誓典礼结束后，在场亲友响起一片掌声。肯尼迪总统建议所有的孩子与新内阁一起合影留念，随后第一夫人贾奎琳与宾客一一握手，麦克纳马拉正式成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接受肯尼迪提名之后的第二天，就搬进华府雪韩饭店的福特套房。他在饭店住了一个多月，从圣诞节之前三个星期一直住到一月上旬，几乎每天都窝在房间里打电话，一天可以讲上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到处找朋友旧识征询他们的意见或推荐可用的人才，为他的新工作紧急恶补。他找过刚卸任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也到纽约皮耶饭店罗维特的住处亲自登门向他请益。罗维特还记得，麦克纳马拉手上带着笔记本，针对国防与人事安排提出了一连串“深入而敏锐的问题”。

　　招兵买马

　　麦克纳马拉沿用桑顿那套几乎所向无敌的法宝，建立他自己的“十杰”集团，一批忠心、理性、志同道合，能够让他完全信任的伙伴。军方高层将领把他们叫做“头脑不清的学院派”，《时代》杂志说他们是“肌肉后面的大脑”，参议员巴瑞·戈德华特更嘲笑他们是“计算机战士”。

　　麦克纳马拉网罗的第一个人才是洛斯维尔·吉尔派崔克。吉尔派崔克是耶鲁毕业，做过律师，后来在国防部担任过次长。他是肯尼迪总统郑重推荐的人选，肯尼迪认为麦克纳马拉需要一个熟悉五角大楼的副手，来协助他应付政治方面的纵横捭阖。因此，有个星期六一大早，才六点过一刻，麦克纳马拉就从饭店打电话到吉尔派崔克家里，结果先吵醒了吉尔派崔克的太太。他与吉尔派崔克约好当天见面谈一谈，两人在巴尔的摩机场碰头，就在一片冰天雪地中坐在车上共商国防大计。

　　麦克纳马拉甚至在与吉尔派崔克见面之前，就已经认定他是国防部次长的最佳人选，他的根据是他所谓的“极其深入的调查”。肯尼迪正式宣布任命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还不到一个星期，但他已经做好了该做的功课，看过该看的书和报告，访谈了关键的人物，因此他对国防事务的了解，早已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麦克纳马拉的“有备而来”今古尔派崔克既惊讶又佩服，他告诉吉尔派崔克，他希望以最高层的核心小组来管理整个国防部的运作，透过一个规划管制系统，以理性逻辑的方式来做成所有的重大决策。

　　吉尔派崔克回忆说：“我们谈了两个小时，而他对国防的了解令我万分惊讶。他也预测了我们未来的关系，而我发现自己百分之百能够赞同。我比他年长九岁，在国防部呆过两次，我的个性显然也是很有主见，可是在我的立场我却必须完全听命于他，而他也是个主观意识很强的人，这些都可能造成我们两个相处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都解决了。”

　　希屈现年五十岁，曾经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后来进入加州的政府智囊团兰德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就在一年前，希屈出版了一本骇人巨著《核子时代的国防经济》，书中的观念对一般读者简直像天书，什么同位量子、汇兑曲线、最佳最低化——“最佳最低化”是希屈自己创造的名词，指的是如何将敌人的最佳表现减到最低程度。麦克纳马拉征召他出任审计主任，建立起五角大楼的“规划预算系统”，对军方所有的决策都握有生杀大权。殷索文也是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刚满三十而立之年，已经拿到史丹佛、牛津和麻省理工的学位，前一年春天加入国防部担任一个外围的工作。希屈立刻将殷索文网罗到他手下，但不久之后殷索文就出掌新成立的“系统分析处”，那是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个文人智囊团，针对武器系统与战略进行独立的分析，有些地方可说是桑顿当年“统计管制处”的现代版。

　　殷索文最初是因为希屈得了肺炎住院，因此才有机会与麦拉玛拉直接接触。他回忆说：“那就像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当然，一番严厉的盘问是少不了的，但是如果你能提出好的点子和结论，而且都能说得出道理，很快就能赢得他的尊重，我是有备而去的。”

　　殷索文在兰德公司刚写了一本有关热核战争与战略的最高机密著作，他像麦克纳马拉一样绝顶聪明、专注，也同样不为别人留情面。被麦克纳马拉延聘为助理国防部长的保罗·倪兹曾经说：“殷索文的聪明如果要算第二特质，那么排第一的只有他的傲慢了。军方将领一个个都吃过他的排头，几近羞辱的地步，至少也常常在绝望气结的边缘。”从一上任，麦克纳马拉部长就有一个令属下很不自在的习惯，他将部属叫进办公室的时候，总是坐在威严的“潘兴将军”书桌后面，专注地看公文，一直到部属快走到他面前了，他才会抬起头来跟他说话，连一两秒钟都不愿意浪费。同样地，事情如果谈完了，他头一低又开始看起公文来，属下就知道他可以离开了。不久大家就把从办公室走到办公桌前以及退回门口这段尴尬的时间，称为“那段路”。

　　上任三把火

　　几乎所有的人，都讶异于这个国防部新生带来的速度与自信。大家必须承认，麦克纳马拉的自信并非来自他对国防事务的了解，他对国防的认识决不会超过福特人眼中他对汽车的认识；他的自信是因为军方令他不满意，他们的立场经不起逻辑的考验。麦克纳马拉任内的空军总司令尤金·祖克特回忆说：“军方的推理并不周密，太多时候他们讲不出理由，就丢下一句‘纯军事要求’，他们的思考没有办法让麦克纳马拉满意。”

　　麦克纳马拉的自信心愈来愈高涨，不全然是基于经验或甚至是知识，而是因为他能够使身边那些不习于理性思考的人心生敬畏。过去国防部长走马上任时，军方惯例会联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简报，让新长官对于重大问题能够有所了解。麦克纳马拉可不一样，他不会被动地坐在会议室里听简报，吉尔派崔克说：“他不要听简报，他不喜欢一张张的图表，不喜欢穿着制服的人拿着准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他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不接受千篇一律的制式的回答，这就让他们不知道如何接招了。还有，他对待他们并不讲究圆滑、手腕。”

　　麦克纳马拉宣誓就任之后三四个星期内，就拟订九十六个问题，准备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国防需求评估会议上提出来。他还创设四个任务编组，负责调查军方的战略核武器及常规战力。美国打常规战争的能力究竟如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过去艾森豪威尔的国防策略，完全只依赖核武器，如今这个策略已经破产，因为苏联不相信美国对次要的侵略行动也会动用核武器。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希望改变国防策略，从完全依赖大规模的核武器报复，转变为有限的、弹性的回应。他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提出答案与说明，有些问题必须在三十天内回复，最长决不超过三个月。

　　这些要求引发一场混乱局面，联席会议没有足够的人力在限期内搜集到所有的答案。他们从欧洲、太平洋及其他地区调回负责规划的军官，进行麦克纳马拉所要的研究与调查。当时的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回忆说：“我的手下每天上班十六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十八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七天，才弄出那些资料，”许多幕僚人员不习惯进行麦克纳马拉所要求的那种深入的分析工作，因此提出来的报告他也不满意，更迫使他日益倚重自己挑选的文人幕僚为他搜集所需的资料。

　　他愈挖愈深，才发现国防部与当年的陆军航空队以及后来的福特公司如出一辙，一片混乱、毫无章法。各项决策主要的考量不是根据国防的最高利益，而是陆、海、空三军各自的利害关系，或是国会议员的政治利益，人人只想为自己人多捞一些国防生意。麦克纳马拉的调查发现，人员与配备、军火的供应和需求，完全不相配合；无巧不成书，这些事情正是二次大战期间统计管制处努力的目标，致力使人员配备、武器供需能够均衡。空军实际拥有的空对空导弹，只达需求数目的四分之一，而大部分的空对地武器又老旧不堪，根本不适用于现有的机种。事实上，麦克纳马拉发现，万一爆发非核子的局部战争，空军根本无力为陆军提供足够的战术空中支援；有一次支援战斗部队的军事演习中，空军甚至还得向海军调借所需的军火。

　　秀才遇到兵

　　麦克纳马拉就任后不久，发生过一件事，三军的补给军官带着形形色色的腰带扣环与迷彩装到他办公室，请他裁示他们应该采购什么样的扣环与迷彩装。麦克纳马拉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件小事竟然也需要国防部长来做决定，但是陆、海、空三军的采购权限实在太过分散，甚至连个腰带扣环都无法决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当时的助理部长萨利斯·霍维兹认为，这件事只有更让麦克纳马拉相信，应该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五角大楼的部长办公室中。

　　更让麦克纳马拉相信，应该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五角大楼的部长办公室中。

　　当然，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幕僚人数的急剧膨胀，到一九六五年中，五角大楼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多达二十七人，一九六○年只有七人。部长办公室的幕僚总数增加三成，达到两千三百多人，占五角大楼所有员额的十分之一，单是殷索文的系统分析处，就有近两百名分析师，其中一百二十人拥有企管硕士或博士学位。

　　这些人完全不同于过去主导国防思考的高阶将领，这批“青年才俊”新秀多半少年得志，质疑权威，而且大多欠缺军事经验。海军中将海曼·瑞克欧尔将他们比做“江湖术士、社会学家”，批评他们是“扮演上帝的角色，却忽略了身为凡人的责任；他们的研究通常都是抽象的观念，看起来倒比较像是逻辑课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对真实世界中真实事件的分析。”曾任空军参谋总长的托马斯·怀特将军，不相信这些“过度自信，有时候甚至目中无人的年轻教授、数学家和其他的理论专家，具有足够的人生历练与动机去对抗我们所面对的那种敌人。”柯蒂斯·乐梅将军管他们叫做“摇椅策略家”。

　　他们在五角大楼所做的分析，正如福特公司中央财务部门所做的控制，各层主管不论是扩建工厂，增购机器或是淘汰老旧的烤漆设备，都必须先通过财务部门。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坚持这样的分析，几乎是空前绝后，因为他试图在一个非营利机构建立起量化的目标，公家单位对利益并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没有投资报酬率，没有利润，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在非营利机构中比较难以发挥作用。但即使如此，麦克纳马拉仍然坚持每一个计划都必须符合理性分析的考验。

　　麦克纳马拉与军方将领的战争不计其数，其中最激烈的争议之一是海军要求建造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在六十年代初期，许多军方官员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海军已经开始建造一支核潜艇舰队，以及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核能驱逐舰。海军、原子能委员会以及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一致支持建造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但是麦克纳马拉仍然不为所动，坚称相关的事实并不支持核子航空母舰的巨额成本。

　　海军总司令弗瑞德·柯斯也曾提出研究报告，建议建造核子航空母舰，结果麦克纳马拉回了他一封简函说：“你说核能驱动可以大幅提高一定的成本所能产生的军事利益，你又说这些利益可能来自航空母舰特遣队的减少，或是作战效能的提升，但是你却没有具体说出效能提升的程度，或是特遣队减少的幅度。由此，你要求我考虑的这项行动，别的不说，单是经费就会使五年造船计划增加至少六亿美元，然而这些花费最终的成效如何，我却一无所知。”柯斯并未能说服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三年底麦克纳马拉决定着手建造一艘传统动力的航空母舰，几天之后柯斯就递出了辞呈。形容词绝不能取代数字，至少在麦克纳马拉的理性世界是如此。

　　系统分析一切

　　几乎每一个决策，都必须根据五角大楼那些藏身幕后的分析专家所汇集的“事实”。他们变成一批信徒，将“系统分析”变成一个时尚、一个新的宗教，长达六七年的时间。“系统分析”这个名词成了一句秘诀、魔咒，而求助于“系统分析”的人，更是秉持着一股宗教般的狂热，好像在追求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的真理。艾文·瑟林二十八岁进入国防部担任分析师，拥有双博士学位，他回忆说：“开创一个新的宗教时，一定都会有点过度狂热。谁都不可能给系统分析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应用到的理论涵盖了好几个学科，包括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另外也因为系统分析非常接近营运研究，营运研究是五十年代工商界争相采用的另外一个理性工具，用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在麦克纳马拉眼中，系统分析只不过是“量化的常识”，但是在军官将领眼中，系统分析根本毫无意义。他们相信，抽象的分析不可能考虑到攸关战争胜败但却无法计量的因素，例如士气、纪律、领导能力、品德和勇气。五角大楼过去重视阶级、经验与直觉的文化，如今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重视事实和数字胜于一切的新文化。

　　分析师研究军方提案时，总会努力挑出麦克纳马拉所谓的“金表”，一个个砍掉。福特过去有一个惯例，年资四十年以上的员工退休时，公司都会赠送一枚金表以资纪念，但是麦克纳马拉在一次部门预算中，砍掉了金表的经费，还因此引发员工强烈的抗议。因为这个典故，麦克纳马拉的手下都把不经济或只重表面工夫的提案称为“金表提案”，这些都是应该驳回的。

　　麦克纳马拉在工作上，绝对坚守客观，他认为情绪会破坏他条理分明的理性管理，而理性管理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为了空军问题与麦克纳马拉争执不下的祖克特说：“他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组织与行政的关系是非常无情的。他对别人的关心，几乎都要等到下班以后或是放假的时间才会看得到。”

　　活电脑

　　部队中观察力比较敏锐的人，很快也同样会对麦克纳马拉的博学强记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学得愈多，他的表现就愈加耀眼慑人。有一次肯尼迪在棕榈滩的度假别墅召开会议，检讨国防预算，乐梅将军要求肯尼迪恢复一项空军计划，他说麦克纳马拉删掉了这项计划的经费。麦克纳马拉平静地回说乐梅将军弄错了，他并没有删掉那项计划，乐梅当场尴尬得不发一言。他的助理则连忙回头去查阅厚厚的一本预算书，但是他们还来不及翻到，麦克纳马拉已经说出正确的页次。

　　几年以后，在约翰逊总统面前他又一次表现惊人的记忆力。那次是铁路员工即将发动罢工，约翰逊在白宫召开会议。他询问工会的加薪要求对铁路业会造成多大的成本，麦克纳马拉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不到五秒钟就说出答案。而劳工部的好几位专家花了整整五分钟，才用纸笔计划出他们的答案，结果证明麦克纳马拉的估计完全正确。

　　麦克纳马拉所记得的事情，仿佛储存在数十片电脑磁碟片上，弹指之间就能叫出来。不过，他不只是记得这些事实而已，他还能够把事实消化，说出它们的意义，至少在他援引事实证明他的论点时是如此。曾经呆过五角大楼，在麦克纳马拉手下做事的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安东尼回忆说，麦克纳马拉能够“把他从各个不同来源听到、看到的所有事实和数字都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然后整理出彼此的关系、弱点、矛盾和新的见地，即使是对细节了如指掌的专家，也不见得想到过那样的见地。”一位观察家称他是“首屈一指的数学人”。

　　他仗势着他的聪明才智恃强凌弱，凭着他丰富的知识，吓得别人俯首称臣。推崇他的人因其聪明才智而盲目，批评他的人因其聪明才智而噤若寒蝉。当时的副国务卿摩尔·包尔非常佩服麦克纳马拉“绝无仅有的自信心，而且他的信心不是来自夸口吹牛，而是来自他对客观事实的深入了解。他给人的印象是，国防部庞大的运作中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而且对任何一个问题他都有具体而深刻的看法，能提出大量的统计数字来证明他的论点，他引述明确的数字，而不是光会下达命令。”

　　就连国会议员对他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前国防部长盖茨在国会所做的最后一次年度报告，一共是三十三页，而且是隔行打字，他很快地简报一下，回答几个问题，然后就离开了，其他问题就交由技术专家来接手。麦克纳马拉的第一次报告就有一百二十二页，而且不空行打字，外加四十四页详尽的图表。他的最后一次报告是二百五十六页，不空行打字，再加上二十四页详尽的图表，以及五本一寸厚的补充资料。国防部长接受议员质询时，都会有一个幕僚负责查阅文件，找出相关的资料。安东尼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努力去查资料，不过第一年以后我就放弃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协助，答案都在他的脑子里。”

　　他的耐力也同样令人惊讶，有一次国会的听证会从早上十点持续到下午一点，午餐休息一个小时后，又从两点进行到六点。一如往常，质询的参议员来来去去，随他们高兴。但是麦克纳马拉在答询席上前后坐了七个小时，轻轻松松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额头上没有冒过一粒汗珠，脸上没有露过一丝倦容。

　　革命家

　　在两年之内，麦克纳马拉彻底改变了五角大楼。而正如福特汽车公司一般，五角大楼确实非常需要他所带来的规划、效率与制度化的预算编列。《财星》杂志盛赞这些改革，特地做了一篇专题报道，题目是《麦克纳马拉的管理革命》。报道下了结论说：“显而易见，麦克纳马拉主义已经延伸到国防部以外。瓦角大楼的青年才俊，有些已经离开国防部转到预算局与财政部，麦克纳马拉的许多助手都认为，他们正躬逢一场管理革命，这场管理革命最后将使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完全改观。”

　　如果没有数字，麦克纳马拉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掌控福特或是五角大楼。尽管各界对他毁誉参半，迭有争议，但是媒体对他领导这场革命却是推崇有加，甚至连肯尼迪总统都深表赞许。的确，麦克纳马拉从底特律转移到华盛顿，调适过程轻松自如。麦克纳马拉也加入罗伯特·肯尼迪创设的希克里山庄研讨会，研讨会是以罗伯特·肯尼迪的住处命名，麦克纳马拉在研讨会上一向活跃敢言。罗怕特·肯尼迪说麦克纳马拉是“内阁当中最危险的一个人，因为他口才太好、大有说服力。”而在白宫，他与第一夫人杰奎琳跳扭摆舞，一些小报专栏作家还说，肯尼迪夫人认为麦克纳马拉是内阁阁员中最性感的男人。

　　肯尼迪总统对麦克纳马拉欣赏之余，甚至开始考虑要为他争取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不是提拔他的副总统约翰逊。倒不是因为麦克纳马拉的工作表现十全十美，在入侵猪猡湾的行动中，亦即中情局主导古巴的流亡人士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麦克纳马拉不表示强烈支持。但那却是肯尼迪最难堪的一次政策错误，虽然肯尼迪表示他应该为这次事件负起全部的责任。但是麦克纳马拉立刻表示，错不在肯尼迪，而是在总统的三个高层顾问，尤其是他自己。

　　他大轻易相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中情局的建议，与国务卿鲁斯克、中情局长约翰·麦肯同声力主入侵猪秽湾的行动，此时距肯尼迪上任还不到一个月。这次事件使麦克纳马拉再一次体验到一个教训：做好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分析，麦克纳马拉说：“我以前已经学了很多次乖，现在又再学了一次教训，就是绝对不能依赖任何人给我的任何忠告。”

　　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第二次古巴危机时，麦克纳马拉就遵循这个逻辑。肯尼迪的军事将领都建议美国发动空战，将古巴的苏联导弹夷为平地。但是麦克纳马拉独排众议，强烈主张以海军封锁古巴，并且说服其他的重要顾问支持他的看法。吉尔派崔克回忆说：“他从不改变他的立场，他从不会显示他有任何保留，我想这一点很容易把别人的一些极端立场拉回来。”

　　临危不乱

　　安然度过古巴危机，是肯尼迪总统最重要的胜利，他对麦克纳马拉冷静客观的表现大为叹服，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接受访问时表示：“对麦克纳马拉的评价最高，尤其是古巴危机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可能面临的危险，看到一个特定的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因此在古巴危机之后，我更加相信国家就是应该尽可能交在最优秀的人才手中。而且我们认为，麦克纳马拉就是那个最优秀的人才。”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 E栋大楼召开预算会议，在场有麦摩尔·邦迪、预算局的科密特·戈登，以及白宫常驻科学顾问杰瑞·魏斯纳，一起讨论五百亿美元预算的细节。整个星期麦克纳马拉都忙得不可开交，星期三飞到檀香山出席一个越南战略会议，当时美国已经派出一万六千五百名军事顾问进驻越南。麦克纳马拉在太平洋军事总部开完会后表示，对抗越共的战争情势已有决定性的进展，他甚至重申一九六三年底以前会撤回一千名驻越军事顾问。星期四一大早他才飞回华盛顿。

　　现在，预算会议开了一半，麦克纳马拉的一位助理突然急急忙忙跑进办公室，时间是刚过下午一点半。助理几乎面无血色，不发一言，快步走到麦克纳马拉面前，交给他一张五角大楼资讯中心收到的合众国际社新闻稿。麦克纳马拉在看新闻稿的时候，魏斯纳的第一个念头是“美苏开打了”。

　　新闻稿上写着：“达拉斯，十一月二十二日《合众国际社》——肯尼迪总统的车队今天在达拉斯市中心遭人射击三枪。”麦克纳马拉保持着一贯的冷静，默默地把新闻稿传给其他人看，然后宣布散会。

　　半小时内，麦克纳马拉与华盛顿的其他高层官员从国防部情报局得知，总统已经不治身亡，被暗杀时他坐的是一辆特别订制的蓝色林肯，也就是米尔斯生产出来的车子。当天下午，麦克纳马拉接到副总统约翰逊的通知，要他到安德鲁空军基地等候，他们立刻会飞回华盛顿。天黑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来到五角大楼跟麦克纳马拉碰面，然后与麦斯威尔·泰勒三个人一起走到五角大楼的南机坪，搭乘直升机飞往安德鲁基地。总统遗体专机在晚上六点五分降落，棺木搬下来以后，约翰逊随后慢慢步下飞机，麦克纳马拉是第一个向新总统致意的内阁官员。他对约翰逊认识并不深，也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与肯尼迪有多大的差异，他甚至不知道约翰逊是否要他继续担任国防部长。

　　最信任的人

　　然而，麦克纳马拉的欢迎却令约翰逊大为感动，要麦克纳马拉与邦迪、包尔一起陪他飞回白宫。在直升机上，麦克纳马拉就坐在约翰逊旁边，约翰逊看起来几乎濒临惊吓状态，包尔事后回忆说，约翰逊的举动看起来很不稳定，脸上表情也因为紧张而扭曲。在十分钟的航程中，约翰逊告诉他们肯尼迪夫人表现得无比勇敢，虽然她的丝袜沾满血迹，她却不肯换掉，因为那是她丈夫的鲜血，甚至在她看着约翰逊宣誓接任总统时，她仍然穿着那双沾血的丝袜。

　　而后约翰逊转头对麦克纳马拉、邦迪和包尔说：“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们一定要留在我身边，我需要你们。肯尼迪总统网络了最杰出的人才，靠我自己决不可能找得到的。你们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不只是因为你们是肯尼迪总统的朋友，不论走到那里，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人才，你们一定要留下来，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他们分手以后，麦克纳马拉口到家里，不久就接到罗伯特·肯尼迪的电话。几分钟内他又赶往肯尼迪中弹后送医的毕士大海军医院，这次还有玛姬跟他一起去。麦克纳马拉自己开着一部深蓝色的福特银河，车子还是他辞去福特总裁之后从迪波恩运过来的。军方将领对于麦克纳马拉自己开车都惊恐不已，认为他应该乘坐高级轿车，并且要有安全人员随行。

　　麦克纳马拉以为他只会待上几分钟，因此让玛姬留在车上等他，自己上楼到了医院的贵宾休息室，看到肯尼迪家人都在那里。一如他在福特的每一场业务会议或是在白宫的每一场内阁会议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他一走进贵宾室，每个人都注意到他，尤其是肯尼迪夫人。她到现在仍然没有换掉在达拉斯所穿的一袭粉红色羊毛套装，以及沾满血迹的丝袜。麦克纳马拉告诉作家威廉·曼彻斯特说：“我觉得我必须为她保持冷静，听她吐露心声。我们坐在厨房里，杰奎琳坐在凳子上，我坐地上，聊了两三个小时。我的精神完全只放在她身上，因为她需要我，而且我觉得，其他人管他们的呢，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吧。”

　　肯尼迪夫人回想起这一整天可怕的经过，谈着点点滴滴的细节，最后她才突然意识到，如今她已经不是第一夫人了，往后她要住在那里呢？他们夫妻在搬进白宫之后就卖掉了摩尔城的房子，因此她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住了。她觉得如果能搬回摩尔城最好，甚至若是能搬回同一幢房子，那就更好了。

　　麦克纳马拉主动提议说：“我帮你把房子买回来。”

　　患难见真情

　　一个晚上下来，一向惯于发号施令的麦克纳马拉，甚至连肯尼迪总统丧礼的细节都参与了意见。众人讨论到总统应该长眠于何处时，肯尼迪在波士顿的一些朋友认为应该将他安葬于麻州，但麦克纳马拉坚持总统应该安葬于国家公墓。后来他又主张总统的棺木应该打开，肯尼迪夫人则希望将棺木盖上，让她能够保持她对亡夫的记忆。麦克纳马拉说，“不可能的，杰奎琳，人人都希望见国家元首的最后一面。”

　　他们是在贵宾室的小厨房里讨论这一切细节。麦克纳马拉坐在水槽上，肯尼迪夫人坐在地上，总统的弟弟坐在一台小冰箱上面，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半，才将肯尼迪的遗体运回白宫。麦克纳马拉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大大伊瑟同车，紧跟在救护车后面。到了白宫，棺木暂时停放在东厅的灵枢台上，只有八个人细看了躺在棺木内的肯尼迪遗体，以决定棺木应不应该盖上，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最后他还是输了。

　　麦克纳马拉因为在滂沱大雨中来来回回于阿灵顿公墓和白宫之间，脸上都起了红斑。晚饭后，这个从来不知疲倦的巨人甚至跟着大伙胡闹了一阵，抒发一整天的紧绷情绪。伊瑟·肯尼迪是戴了假发去参加餐会的，因为她腾不出时间去做头发，结果有个客人扯下她的假发，传过每个人的头顶上，最后停在麦克纳马拉头上，盖住他注册商标的西装头。这个几乎人人畏惧的前任福特总裁，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现在却顶着女人的假发坐在那边。

　　这就是麦克纳马拉的另外一面，热情、风趣，对待朋友毫无保留，对悲痛欲绝的寡妇他能给予安慰，也能够成为患难见真情的最好的朋友。这也是桑顿、蓝迪、米勒和米尔斯所认识的麦克纳马拉，从这些年来的交情他们知道，麦克纳马拉不是只会发号施令，更不是福特公司或五角大楼绝大部分同事所熟悉的麦克纳马拉。在他们的朋友眼中，这一天的经过再次证明，他决不只是外人经常指责的一部 IBM活电脑。